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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兮,“国语”!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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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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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火先生于今年9月21日在《环球时报》发表《 “汉语”为什么不应改称“国语”》一文回应8月底北大教授马戎发表在同刊的《建议改称“汉语”为“国语”》一文。应该说二位先生的观点都存在问题。马教授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建议改称‘普通话’为‘国语’”。一词之差会引起很多误会,因为汉语既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包括标准语和方言。而刘火先生反对“国语”回归的观点也不足取,因为如同1985年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明确指出的那样,“全国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叫做国语,也未尝不可。”

  在社会巨变中,语言问题往往是重大的政治文化问题。如果把“国语”一词与其它“国”字头语词放在一起考察,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些词从产生到被广泛应用再到后来一度成为话语禁忌的时代原因。清末民初,国门大开,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国人亟需整理本国文化遗产以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一时间,“国语”“国文”“国会”“国学”“国医”“国画”“国乐”“国剧”“国术”“国故”“国父”“国民”“国族”等“国”字属词汇成为了国人对于世纪初国家政治文化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元素。民国初年的执政者出于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政治文化考量对“国”字头名称的认定促成了“国”字头语族的兴盛。当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搞一党独裁,言必称“党国”,可谓以“党”祸“国”。随着1949年因专制腐败和发动内战而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崩溃,“国字号”被牵连九族。 取而代之的“普通话”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在革命斗争时代,瞿秋白等人照搬了前苏联时期俄语语言理论和阶级斗争话语,强调语言的阶级性,强调以普罗大众的语言为标准。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视角着眼,反对“国语统一”的口号,主张以“推广普通话”代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冷战阴云散去,两岸意识形态对骂也偃旗息鼓,中华民族迎来了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造就的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国”字头语族获得了重生的条件。如果说20世纪初期“国”字头现象显示出中华文明在半殖民地语境中的挣扎抗争的话,新时期“国”字头语族的崛起则是随中国国力日强之势,国人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努力摆脱文化边缘心态以重新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语言表征。例如“国学”一词,已经近年国内文化界的核心词的。不过,“国语”归正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学者在民族问题认识上存在着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一些在讨论中常常引用前苏联一些人的语言理论作为反对的论据,但是他们应该知道以已经解体了的苏联过去的语言理论作为圭臬,绝不是与时俱进的态度。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谓“多元”就是民族之间地位平等,所谓一体就是有着共同的政治认同和超越各族群之上的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戴庆厦教授指出“两全其美”是解决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最佳模式。即既要保护他们的母语使用和发展,又要帮助少数民族更好地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必须保证母语和通用语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工互补、和谐发展。2009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新疆区委会主委蒋平安在“两会”日记对于讲“国语”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方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是通过立法加强汉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少数民族学习和掌握汉语言文字是提高中华文化在各少数民族中认同感的更重要的途径。”名称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语言生态建设的问题(是要雅化还是俗化),更关系到对同一国家忠诚的公民教育的问题。在此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应把思想统一到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2012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上来。2014年世界语言大会达成的《苏州共识》指出:“语言能力包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母语能力、区域以及国际交流语言能力等,是激发文化活力,促进认知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根本因素。”其中,“国语”能力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能力,掌握这种能力对于个体的公民及其所处的社会无疑都是有益的。

  更为重要的是,从两岸和平统一的视角来看,当前回称“国语”,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2010年台湾岛内台独分子掀起一股“国文”改“华文”的风波,目的是去中国化。当时有台独分子就讲:对岸都不提“国语”,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这个名称?2010年马英九主政时,“国语文”改名“华语文”传说再起,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立即发表声明痛斥此举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郑声乱雅、乱紫夺朱”,声明严正指出:更改国语文课程名称是“大是大非之事”,“当‘国文’变成‘华文’,‘国语’变成‘华语’时,国基崩毁、魂魄不存!”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声音。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恢复“国语”名称,意在强调中华民族拥有同一“族际共同语”(周有光语)课程和共同的“社会母语”(王宁语)课程,有助于“一国”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并不是所有的“国”字头语词都有复用的必要,但是“国语”复用是当前国家文化统战工作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普通话”是革命战争年代左翼语文运动产物的话,当今恢复“国语”称谓则是“缝合历史裂纹”和进行新的“国族叙事”的现实需要。与时俱进,在世兴我。当前,我国正在展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在中华民族统一体全面复兴的“中国梦”民族想象过程中,“国语”归来当为应有之项。(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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