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狗不应是动作片，也不应成“烂尾剧”

　　玉林狗肉节引发的“吃狗”与“救狗”之争，在频密引发舆情撕裂后，其话题热度如今终于转淡，而接棒其眼球效应的，是“救狗后”的惨淡现实。继媒体曝出江苏高邮接纳1800多条“玉林犬”不到两个月仅剩400多条后，《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的救狗英雄、天津退休教师杨晓云身陷“骗捐争议”，再度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报道中说，眼下数十家中国动物保护组织联名发出公开信，质疑杨晓云夸大救狗的数目，而杨晓云本人口径也有变动，从募捐节目上的“收容了4000多条狗”到解释称“有1400到1500只”，再到后来被数到只有三四百只。其收容所状况和救狗资金去向也遭疑，有英国慈善机构对其捐款后，发现其动物收养基地“满是尿液与秽物”后暂停了资金提供。而她个人也无法出示任何捐款和支出的帐目。

　　杨晓云是知名动保人士，此前曾因过去两年赴玉林高价赎狗和“向狗贩子下跪”照片而蜚声遐迩，用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顾问李坚强的话说，“杨晓云是第一个因其行为引起严重关切的动保人士。”在此语境下，她深陷“骗捐门”，及其收容所污秽不堪的乱象，难免引发公众对救狗议题的新一轮聚焦讨论。

　　尽管不具备合法接受捐赠的非营利机构身份，但杨晓云不乏在媒体上发起募捐的个人行动。就眼下看，尚不宜妄断其滥用款项，诚如有动保组织管理人士说的，因急需资金夸大受援犬只数目并不少见，但其资金使用状况混乱，个人照顾不力，却是不争事实。

　　杨晓云的遭际，或许印证了美国心理学教授兰德·弗罗斯特等的说法：动物囤积症最令人费解的地方在于——即便他们置身于患病、濒死的动物和满墙遍地的粪便之中，仍然否认有任何问题存在。而所谓动物囤积行为（Animal Hoarding），就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囤积大量动物，但缺乏妥善照料之能力，也即只买却管不好。

　　而事实上，在救狗行动中这类现象并不少见。正如高邮许多被刀下留命的“玉林犬”遭遇——“当初未成盘中餐，如今沦为病死犬”所呈现的，有些救狗行动已然是暴力动作片开头，“烂尾剧”收尾。

　　说其是“动作片”，是因太多救狗动作都伴以暴力对峙。之前媒体已屡次曝光发生在各地的“拦车救狗”事件，今年5月还发生乌鲁木齐市民因保护孩子棒打小狗，结果遭“狗粉”踩车人肉逼着“向全国人民道歉”事件，这些每每引发轩然大波。爱狗本无错，对那些虐狗行径予以痛斥也很有必要，但若以爱狗名义藐视规则，把所谓“正义”演变成施暴幌子，以爱的名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无疑会消解其正义初衷，令善异化成伪善。

　　称其为“烂尾片”，则是因有些救狗动作也仅限于通过“重金回购”等方式，将犬只从“盘中餐”命运里解救，至于救狗之后的善后安置，却经常是一地鸡毛。有些狗有幸逃离刀刃，却不过是从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承受着缺水少食、疫病流行，甚至也在痛苦中死去。因后续处理对志愿组织的场地、管理、经费等营救能力都是考验，很多民间救援存在缺乏可持续性问题；而有些义工、志愿者的热情也会随着关注度升降。

　　谁能承接“救狗行动”的后续成本重负，本质上也是对救狗方式和手段的拷问。正如有人所说，“救狗行动”不是单纯的行为美学，它不能只考虑象征意义而罔顾程序正当性。如果你通过经济手段赎得一条狗暂时不挨烹啖，却无力改变刀下活口接下来的命运，那或许是另一重伤害。

　　在此情景下，必须将“爱狗”“救狗”导向良性发展路径。吃狗和爱狗者都应懂得，以法律和道德为公约数去审视、包容异己行为，即便民间救援行动要解决动物保护中的实际困难，也应更多考虑运用现有的法律武器或促进立法，在法律框架之内采取行动，敦促政府监管部门加强对狗肉来源渠道进行规范监管，让那些来路不明又未能经过检验的狗，要么回到其来处，要么找到一个去处。而对于那些囤积收容犬又不当饲养的做法，动物防疫所等机构也该出面及时制止。

　　要而言之，救狗不应是动作片，也不应成“烂尾剧”。唯有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并以法律为解决纷争的钥匙，救狗才能在传统人文关怀和现代文明荡涤下，变得更有序也更有价值。（光明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