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梅永红辞职

　　树挪死，人挪活。开放多元的流动性社会，职业转换本是平常事，何以一个地级市市长的辞职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政商“旋转门”的讨论？笔者认为，这与转型中的中国现代化大背景紧密相关，不是简单的敞开或关闭“旋转门”便可解决的。

　　政商“旋转门”，本是一个政治学话语，是指政客官员与企业高管之间的双向转化流动，企业高管可以就任财政部长，财政部长卸任以后可以转业企业高管。这种职业转化方式，只要符合一定的法律规定和“职业回避”制度，在国际社会实际很常见。何以在当代中国，这却成为长期困扰“政商关系”的难解难分的“制度性问题”？

　　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是从计划经济的体制机制中走来，过去“政企不分”的体制，决定了国企高管本来就是政府高官，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本为一体”并相互流动。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其实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调整过程。这涉及到众多问题的改革，至今还在进行之中。

　　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体制转型的“政商一体”调整进程中，出现了复杂的难以厘清的、甚至不少“负向”的政商关系，很多在职的或离职不久的政府高官，在自己职位管辖的领域或范围内，纷纷被企业高薪聘用在企业兼职。造成了难以“说清”的利益输送关联，难免让人们产生“瓜田李下”之嫌。自2013年10月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来，不符合党纪规定的政商“旋转门”，理所当然被清理或“关闭”。

　　在开放多元、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随着职业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进程的加快，“政商之间”、“政社之间”、“政学之间”的“转换”必然越来越多。可能出于“官场压力”或“个人志向”，一名官员当然可以在辞职之后，在符合国家规定的“三年隔离”和回避相关业务领域的原则下，按照个人的“意愿”，到民企做“高管”，到事业单位任“顾问”，更可以到高校当“教授”。或许其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更能让他人尽其才。从社会层面来看，这才是人才效用最大化的应有之义。

　　其实，中国的政商“旋转门”从未真正“堵死”，而是存在政商双向流动的“不平衡性”，更多的“转换”是单向的。例如，政府高官与国企高管之间的“门”是“双向开放“的，但从政府高官到民企高管的“门”更多是“单向开放”的。因为从政府官员到民企当高管很容易，但从民企高管到政府高官的“旋转”则是难上加难。我们目前还很难做到像新加坡那样，从社会医生、律师和私企高管中选拔社会精英成为“政府高官”。古人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种政学、政商间更加流畅的转换，也能让人们头脑中长期积淀的“官本位”思想被冲淡。

　　这样看来，政商“转换”问题的关键，不是简单的“禁止关闭”，也不是听之任之的“随意转换”，而是制度化、法治化的梳理和管理，关键是什么样的“旋转门”可以放行，什么样的“旋转门”坚决堵死，可以“放行”的又需要什么样的程序和条件，这些程序和条件怎样才能真正制度化地落实到位，加强对各种“旋转门”转换之间的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不是简单的“关”，也不是简单的“开”，公开、透明的制度化治理才是正途。（周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