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唤醒沉睡的“僵尸档案”？

　　转出去的档案，就像泼出去的水。从山西到重庆求学3年，毕业又在当地工作3年，再北漂到北京工作3年，山西女孩伍迪（化名）的人事档案兜兜转转9年后又回到自己手中。档案“僵尸化”成为许多大学毕业生被迫面临的问题。

　　一边是转出方不可能再重新收回，一边是接收方因“报到证上的单位与派遣单位不一致”而拒绝接受——伍迪的个人档案就成了没人问没人管的“僵尸档案”。既不能改派，又不能接受，可问题是按照规定，档案不能个人保管。更要命的是，人事档案是记录一个人的主要经历、政治面貌、品德作风等个人情况的文件材料，起着凭证、依据和参考的作用，在个人转正定级、职称申报、报考公务员、办理养老保险、办理个人退休手续，以及开具考研、出国留学政审公证等相关手续时，都需要多次使用档案。档案在自己手里成了“僵尸档案”，此后一系列蝴蝶效应般的麻烦，恐怕就要绵延不绝了。

　　这事儿看起来挺难：重庆也好，太原也罢，两地人才交流中心也不算有错。按章办事，依法履职，各有各的原则，各有各的坚持。不过，“人才交流中心”，顾名思义，是为“人才”服务的，而不是对规定负责的。于是问题就来了：第一，各地关于档案管理的制度、规定、标准和解决方法不尽相同，有的管理教条，有的相对灵活。然而随着人口流动更为频繁，公共服务中“各自为政”的壁垒到底谁来撤除？第二，一个是档案的派出部门，一个是档案的接收部门，却缺乏主动和直接的沟通，把协调的工作和责任推给了办事人。这直接导致了伍迪在档案迁移中多次碰壁，最终陷入了这个无法证明自己的怪圈。那么，群众办事如此不方便，说好的责任清单呢？

　　伍迪的“僵尸档案”，看起来只是个案，却折射着公共服务中的典型性乱象。不久前，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到2014年增长到2.53亿人。预计到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将增长到2.91亿人。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如此失范的服务节奏，跟倍受诟病的“奇葩证明”有何两样呢？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下更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等），始终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尽心竭力做好政府工作”。可是，一份小小的档案，流通起来却又如此之“难”，找谁说理去呢？

　　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无非两个：一是地方性服务规范要有“接轨意识”，该清理的清理，该转身的转身，别总是活在自己的逻辑里。二是职能部门加大问责力度，以“首问负责制”等原则，落实好群众性服务工作的责权关系，卡壳在哪个层级，就问责哪个层级。唯有如此，唤醒沉睡的“僵尸档案”才会成为现实。

　　说到底，公共服务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也许这些千难万难之事，都不过是风轻云淡的小事。（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