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合英格兰民族性，无法理解大宪章

　　谁也不能否认，一开始由大宪章所粗略规定的那些原则，比如关于正当程序、限制政府权力、财产权保护等条款，已成世界各国都信奉的现代法治的核心要素。

　　今年6月15日，是英国《大宪章》签订八百周年纪念日，当天英国为此特地举办了纪念仪式，首相致辞，女王率王室出席，足见郑重。同时在世界各地也有着各种纪念活动，中国的学术界也没闲着，社交媒体也热烈讨论着大宪章。

　　有种看法认为，我们如此热衷于讨论大宪章有点“非其鬼而祭之”的意思，因为大宪章和我们的国情相差太远。确实，大宪章自身有着强烈的“英格兰”特色。换言之，不结合英格兰人民的民族性和独特历史，以及欧洲封建史，无法理解大宪章，而脱离了这些条件，也无法在其他地方产生大宪章。

　　比如，大宪章规定的对贵族权利的保护和对国王权力的限制条款，之所以能产生，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贵族们都是封建领主，在自己领地上有最高权力，而作为贵族他们和国王在阶级上是平等的，国王无非是最大的贵族而已，而不是凌驾于贵族阶级之上。第二，当时的英国王室在英国是“外来户”，他们说的也是法语。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对当时的“自由人”（指的是贵族阶层）并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利。第三，英国的民族性历来倾向于渐进改革，适可而止，而不喜欢翻天覆地的革命。

　　简而言之，在当时的英国，国王与贵族间通过书面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力范围并不是新鲜事，而国王的权力在封建制下也自是有限。对于约翰这样一个残暴与软弱兼具，且王位颇有点来路不正的国王，贵族们没推翻他就不错了，而只是与他签订了一纸协定。签订大宪章的那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面前的文件，将会千古流芳至今。大宪章签订后一个月就被反复无常的约翰王废除了，此后被忘记了四个世纪，说明它本身并不是一份成功的协约。

　　尽管，英国特色强烈，但不能否认任何民族都有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元素。谁也不能否认，一开始由大宪章所粗略规定的那些原则，比如关于正当程序、限制政府权力、财产权保护和人民自由的那些条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都信奉的现代法治的核心要素。如果了解到《大宪章》的真实历史，那么不必要对这个文件本身错置情怀，说什么英国八百年前就有了民主法治，但大宪章所遗留下的那些法治原则，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确实是有借鉴价值的。（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