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促半岛统一？朝鲜意欲为何？

　　2015年2月4日，朝鲜外交部下属的裁军与和平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金艺珍在环球时报发表了署名文章，称“通过‘一国两制’来实现半岛统一，是最和平及合理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唯一途径”。

　　此文一出立即引发了众多媒体关注。毫无疑问，朝鲜外交部下属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敢于撰写和刊发此类文章，必然是得到了朝鲜高层的授意，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虽然朝鲜方面在此时抛出该文的具体目的未知，但“通过一国两制来促成半岛再统一”理念的提出，无疑进一步丰富了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所提出的“以联邦制统一朝鲜半岛”设想的内容，以及“实现祖国统一三项原则”的具体内涵，为僵持了近70年的朝鲜半岛困局的化解提供了又一个选项。

　　从全文的内容来看，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思路基本继承了金日成“联邦制”的设想，是其在新时期背景下的版本升级。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制度对峙下朝鲜半岛统一的危险”，强调了半岛一方如果将自己的意识、制度强加给对方只能带来战争，分析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朝鲜半岛如果持续陷于制度对峙，只能给朝韩双方，给周边国家，以及东北亚区域的长期利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文章的第二部分着重强调了“通过‘一国两制’来实现统一是唯一的途径”，并论证了“两制”是可以共存的，但特别强调了，“一国两制”并非照搬照抄他国的经验，而是基于朝鲜半岛当前的现实，基于过去的协定，尤其是“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三原则。

　　文章的第三部分分类剖析了“‘一国两制’促统后对东北亚的积极影响”，包括在区域和平上由火药桶转向缓冲带、在政治军事上能够化解对峙的土壤，成为中立国家、在经济上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区域带来巨大的利益等。

　　不过，这篇文章里的各色观点并不新颖，它更多的是对金日成先前提出的观点的再次梳理和阐述。1972年5月3日　金日成发表著作《关于祖国统一三项原则》，即不依赖外来势力，不受外来势力干涉，自主实现祖国统一；不诉诸武力，和平实现祖国统一；超越思想、信念和制度差异，谋求民族大团结。在此基础上，金正日在1980年10月10日提出了“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方案。“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设想在当时也被成为“一国两制”方案，该方案主要包括两点内容：“第一，朝鲜半岛将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个政府、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统一。第二，统一后的高丽联邦共和国将永远是一个中立国家。”

　　同时，金正日还划设了两大前提：“第一，以联邦制方式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以和平协定取代目前的朝鲜半岛停战协定，从朝鲜半岛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第二，统一后的高丽联邦共和国实行外交中立化。”此外，在施政方针上，金正日还明确提出了“根据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原则实现祖国统一的最现实、最合理的途径，是照旧保留北方和南方现存的思想和制度，北方和南方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邦国家……联邦形式的统一国家，以北方和南方同等名额的代表和适当名额的海外侨胞代表组成最高民族联邦会议，最高民族联邦会议组织联邦常设委员会来领导北方和南方的地区政府，管辖联邦国家的全盘工作……最高民族联邦会议及其常任机构——联邦常设委员会，作为联邦国家的统一政府……”

　　可见，新版本的“一国两制”基本全盘继承了前者的核心内容，但是，二者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金正日抛出“一国两制”时，韩国正处于国内局势剧变的背景下，全斗焕军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冲突，而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则处于较为稳定的国内环境下，且经济发展并不逊色，甚至还略微领先与韩国。而此刻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韩国相提并论，甚至连政治的稳定性都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二者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具体提法的差异。在金正日版的“一国两制”中，明确提出了“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个政府、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统一”，而在新版中，只突出了“两种制度共存”的概念，甚至连如何实现“两种制度共存”的概念都没有涉及。更关键的，新版中虽提到了“中立国”，但有意淡化了老版所纠结的核心问题，即“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是一个没有外国军队驻扎，并且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自主、和平、中立的国家”。

　　第三，韩国的态度的不同。从拒绝朝鲜提议的朝韩共同组队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到久久无法就北南总理会谈达成协议，全斗焕政府在面对金正日政府的促统努力时多为排斥和拒绝。相较之下，朴槿惠一直以来积极努力的推动半岛的统一进程，新年以来，韩国先是积极回应了金正恩关于朝韩首脑会谈的建议，后又明确表态“只要朝鲜愿意，她不会设先决条件而同朝方举行首脑会谈”。最近，朴槿惠再度声明：“目前首先要为朝鲜回应对话提议创造条件，韩朝合作要先易后难，力争早日为统一准备开展实质性对话。”

　　对比之下，前后两版本的“一国两制”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差别，但不免会有读者质疑，朝鲜为何会在此时提出新版的“一国两制”方案？在笔者看来，各方无需过度解读金艺珍的这篇文章，它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刊发，无外乎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它是金正恩促统努力的延续

　　金正恩掌权后，朝韩虽然曾发生过多次摩擦，但不能因此否定金正恩在改善南北关系，促进南北和解问题上的努力。14年8月14日，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就曾发表声明，“希望借8月15日民族解放69周年这一契机，打开北南关系改善的新局面。”　之后，朝方还在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逝世五周年之日，派高层人士赴开城工业园区敬送花圈。10月4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养健等朝方高官突然访韩，出席了仁川亚运会闭幕式，并于韩方达成了举行第二次高层会谈的意向。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金正恩还专门提出了“北方和南方要按照已达成的协议，超越思想和制度，根据民族共同的利益解决统一祖国的问题”。本次“一国两制”文的刊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之前这些努力的延续。

　　第二，今年是70周年，统一是最大夙愿

　　正如金正恩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提到的，“新的一年2015年是祖国解放70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意义深远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实现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一生的愿望、民族的最大夙愿——祖国统一，在这块疆土上建成有尊严的、富强的统一强国……祖国解放70周年的今年，全民族要联合力量打开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这是全体朝鲜民族要积极响应的斗争口号。要在朝鲜半岛消除战争危险，缓和紧张局势，营造和平环境”。因而，抛出“一国两制”理念可以被视为是对70周年一种的纪念。

　　第三，吸引眼球，换取援助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恐怖主义猖獗难灭、中东乱象无人可解、欧盟经济压力空前……习惯了被聚焦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朝鲜总感觉有那么点被遗忘的失落，因而，不排除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再加上，该方案的提出至少能让朝鲜在摆姿态上获得先手，而韩国方面或多或少也都会给予一定的回应，再考虑到朴槿惠政府的近段时间以来在统一问题上的热忱态度，那么，朝鲜的积极表态，恐怕能换取比过去更为丰厚的物质、资金援助。这是朝鲜惯用的伎俩。

　　另一个吸引读者的问题还有，为什么朝鲜方面会选择环球时报来刊发本文呢？对此，笔者也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对中国政府的示好。过去一段时间，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了低谷，但随着中国领导人向金正恩的32周岁生日表达了祝贺之意后，两国关系开始趋向缓和，朝鲜在此时选择中国的媒体来刊发文章，一方面是肯定了中方在朝鲜的国家关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中国缓和关系之举的一次回应。

　　二、影响力是关键。既然要在中国刊发，朝鲜自然希望能选择影响力最大的报纸，那么，这就非环球时报莫属了。作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以及争议性最大的报纸之一，环球时报的影响力无报可出其左右。

　　三、官媒中的“异类”。环球时报作为人民日报社下属的一家报纸，它是官媒不假，但在市场化、灵活度、自由度和发生的勇气上，都远远高于其他的官媒，选择环球既可以体现“官方”的身份，又能够一定程度的弱化“官方色彩”。

　　四、报纸的气质与文章契合。环球时报作为一家充满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气质的报纸，它在定位上与朝鲜的这篇文章非常的契合，在环球上刊发此文，无疑是最为契合的一个选择。

　　面对朝鲜的“投石问路”，韩国朴槿惠政府会有怎样的回应暂时不得而知，但是结合以往的经验，我们或可以窥知一二。与朝鲜主张建立“一国两制”或较为松散的联邦制国，让朝韩双方都享有独立的管辖权不同，韩国政府一贯主张建立紧密度更高的联邦制国家。对于本届政府，朴槿惠今年3月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三大倡议，即“优先处理南北关系中的人道主义事务、为韩朝共同繁荣建设基础设施、恢复南北民众之间的认同感，以期作为朝韩构建互信的第一步，为统一奠定基础”。

　　对此韩国联合通讯社是这么解释的：朴槿惠的三大倡议为韩朝实现统一勾勒出了一幅路线图。首先，“优先处理南北关系中的人道主义事务，答应韩方愿意增加对朝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其次，“为韩朝共同繁荣建设基础设施，韩国可以在通信和交通基建等领域投资，向朝方提供金融、税收等经济领域的培训，朝鲜应向韩方开放地下资源开采权，以实现互惠互利，韩方还可以积极推动韩国、朝鲜、中国以及俄罗斯多方合作的经济项目，包括铁路建设”。第三，“恢复南北民众之间的认同感。朴槿惠呼吁南北加强非政治性交流，提议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建造‘世界和平公园’，在首尔和平壤设立‘南北交流合作办事处’”。

　　可见，韩国政府在统一问题上已有清晰的定位和立场，朴槿惠政府面对朝鲜方面的“示好”，应当会给予一定的积极回应，但在上述的三大问题上，韩国也必然会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朝韩若想要有效的打破当前的僵局，无可避免的要在上述这些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周旋和博弈。但无论怎样，朝鲜方面能够给出这个态度，就是对当前僵持的朝韩局面的一种突破，它有助于朝韩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朝向一个旧有的，但或许有益的方向发展。（雷希颖　薛伯涵　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