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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观察家|专访石敏俊:干部真正理解营商环境企业就不会轻易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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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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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观察家|专访石敏俊:干部真正理解营商环境企业就不会轻易离开

  “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多给一些空间,就能创造。”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特聘教授、城市发展与管理系主任石敏俊近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说道。

  石敏俊在京津冀、长三角都有较长时间的教学和调研经历。他说,南方经济发展较快,与政府部门官员比较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主体有关系,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可以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获得发展空间。

  他表示,当前区域经济格局的竞争,主要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竞争,而这背后是营商环境的竞争,需要有可靠的制度环境保障民营经济和市场主体发展。从长远看,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其制度保障都是法律和法治。

  澎湃新闻:去年各地区的GDP数据已经出炉,部分城市的排名出现变化,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些变化?

  一些区域仍然缺乏有实力的经济中心带动,一些地方的中心慢慢培育起来了。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强省会强中心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像成都、武汉、西安等强省会比较突出,河南郑州、江西南昌、福建福州近些年也逐步发展起来。

  强省会强中心在一定的条件下是需要的,但如果过度追求,又会有副作用,这里面有一个度的把握。比如,河南原来有点“撒胡椒面”,缺少一个强中心。郑州是在体制的扶持下快速发展起来,这也有其道理。但有些省份省会城市的首位度过高,一枝独秀,城市体系出现断层,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如果能够把周边的城市带动起来、走向网络化发展,比一座城市的规模变大,更有价值,可以避免“发展孤岛”。

  区域发展格局也与行政区划调整有关。比如,合肥合并巢湖,济南合并莱芜,再比如,佛山将顺德市变成一个区。顺德原本经济实力就比较强,资源统一分配、统一调度后,顺德失去了独立性,但佛山整体的能力强了,对佛山市域整体的发展有好处。有利有弊。

  还有更长期的影响因素。比如,文化因素。比创新、比实践的环境,与比“帽子高低”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这种生态文化是缓慢变化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真真切切在起作用。

  此外,城市的行政等级代表资源配置能力,对于城市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体制的影响来说,过去往往是看负面的影响,但短期内很难去解决,只能慢慢地尽量淡化体制因素造成的扭曲。

  澎湃新闻:您在京津冀、长三角都有较长时间的教学和调研工作,您认为京津冀、长三角的产业最大差别是什么?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石敏俊:从产业结构来看,长三角和京津冀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京津冀整体的产业结构偏重,但内部又有差异,其中北京以服务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达到80%左右。2014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河北的产业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倚重重化工业,尤其是钢铁占1/3;不过河北的企业规模结构有些变化,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关掉了一些散乱污企业。原先河北的经济体量更大一些,近些年北京发展相对快一点,现在河北和北京的经济体量已经差不多了。这两年情况有点特殊,疫情之下,北京的医药产业快速发展,但这个行业未来如何变化、是否具有持续性还需要观察。

  相对于京津冀偏重的产业结构,长三角的产业门类更齐全。尽管上海有宝钢,南京的化工产业比重较大,但整体上看,长三角对重化工业的倚重程度没有那么大。

  除了产业结构,两个区域的空间结构也不一样。长三角已经走向了多中心、多层级的网络结构。除了上海这个龙头以外,还有三个GDP2万亿左右的城市,苏州的制造业、杭州的数字经济等都比较出色。此外,还有宁波、无锡、合肥、南通等万亿级城市。京津冀主要是依靠北京,北京的比重和总量都在增长,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河北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薄弱,他们的联系都是指向北京,而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联系很频繁。京津冀的产业链内循环比较弱,长三角产业链更加完整,内部循环也更多。

  长三角的产业链网络结构在慢慢变得复杂,城市之间的产业关联在深化。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现在强调的是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求从管理制度、社会保障、人才政策等层面去推动更高水平的一体化。

  其实长三角也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宝钢是否应该搬离上海,南京、宁波等城市是否要减轻对化工产业的依赖。部分化工企业搬到苏北,后来出现了响水爆炸事件,但不能因为爆炸事件就认为搬迁是不对的,因为主要原因可能是管理不善。另外,即使是化工产业,内部也有不同的类别,比如基础化工、日用化工、精细化工、医药、等。无论是搬还是不搬,都要提升企业管理能力。事实上,新加坡的炼化产业规模比宁波镇海和南京还要大,但新加坡的炼化产业没有出问题,说明管理的精细化能够处理好矛盾。

  石敏俊:珠三角有特殊的背景,改革开放前是前线地区,因此国家投资比较少。计划经济时代珠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后,依靠香港澳门等对外开放的窗口,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地快速发展起来了。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珠三角从一开始就是外向型经济。

  因此,珠三角的产业结构与长三角有很大的不同。珠三角地区对外出口比重大、机械电子行业比重大。尽管在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比重还比较小,但相对于重化工业,机械电子行业的附加值更高一些。

  从一体化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可以说是最好的。珠三角核心区的座城市形成了很密切的产业联系,主要是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等城市,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网络联系。但核心区和周边的粤东粤北粤西的经济联系并不那么密切。如果仅仅看珠三角核心区,是发达繁荣的,但如果把范围扩大的话,广东内部的落差就较大,区域间差距比长三角要大一些。近些年有一些变化,广东也想缩小地区间差距,推动了很多产业转移。

  成渝地区的问题是成渝两极独大,单体化发展。重庆实际上并不能算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区域,周边有很大面积的郊区县,居住在城区的人口并没有那么多。成都与重庆的距离较远,相互之间的吸引力还不是很强。

  我个人认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目前来说言之尚早。实际上内部的经济联系不是很紧密,甚至还有一定的竞争。我一直建议,成渝应该各自发展都市圈,相向而行,逐步实现连片发展。成都往重庆方向扩,要想办法把内江、资阳带动起来;重庆也一样,要往成都方向发展。目前处在成渝中间的内江和资阳,两边都吸引不到,虹吸效应比溢出效应更强。因此,成都更需要做的是如何把周边带动起来共同发展。现在成都一城独大,对于四川来说不一定是有利的。

  石敏俊:重庆的电子信息产业通过产业转移受益比较多,成都的软件信息行业发展也比较好。成都有很多原来的三线军工企业,通过军转民、军民融合发展起来的,德阳绵阳的很多军工企业转移到了成都。重庆是通过招商,将苹果系列产业链的笔记本组装生产线转移过去了。这个部分和珠三角、长三角是有一定重叠的,产业门类有些相似。

  相对而言,珠三角起步早,规模大,竞争激烈,成本也高。成都有一些从沿海转移过去的企业,但机电行业很多是在原来三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和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不一样,历史因素在起作用。

  总体来看,成渝地区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珠三角相比是有差距的。这也与珠三角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借鉴了很多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有关。我认为成都还需要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澎湃新闻:根据您的研究,产业聚集需要哪些要素?在最初的发起时,官方与民间自发力量相比,往往哪个更加重要?后续的可持续性来说,哪些因素更为重要?

  石敏俊:区域经济差异背后的逻辑,可以从区域经济学的三个维度去解释。第一个维度叫 First Nature,这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提出的概念,就是指先天性因素,比如自然资源,气候、地形地貌,港口等,是老天爷赏给我们的,这些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条件。

  从气候因素来看,我国是东南季风区,降雨量从东南沿海向内陆逐步减少,400毫米等雨量线是斜的,东南和西北的差异,从气候上看非常明显。从地形地貌来看是东西部的差异。因此从自然因素来讲,胡焕庸线两边的差异非常明显。从自然资源看,特别是能源矿产资源,主要是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胡焕庸线两边的西北部和东南部,自然条件虽有差异,但各有千秋,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叫Second Nature,是指经济系统自身产生的作用力,体现为集聚经济的效应。当经济系统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空间上越集聚,产生的红利就越多。

  为什么长三角能发展得好,是因为长三角地区产业配套条件好,市场规模大,港口联系海外市场也方便,这就使得贸易成本较低,包括产品销售成本、原材料调配成本等。沿海地区虽然土地、劳动力成本高一点,但因为贸易成本低,可以克服生产成本的上涨,盈利机会会更多。城市规模越大或密度越高,集聚红利就越大。空间经济或空间不经济,这方面东南和西北的差异比较大。

  进一步观察,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区域以及这些区域的内部也有差异。这是第三个维度在起作用。那些第一、第二维度解释不了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制度、文化、技术的差异,包括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等等,就属于第三个维度。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第一个维度比较重要,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初期往往依赖资源、依赖自然;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第二维度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更高阶段以后,第三个维度的因素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也符合这样的规律,早期往往是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先开发,慢慢地经济规模和密度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规模驱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将来制度、文化的作用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三维度因素,即制度、文化、技术等因素,能够促进加速或阻碍前两个维度的因素。在这三个因素叠加作用下,就形成了现在的区域经济差距。

  比如,东北为什么会支持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因为有哈工大的技术支撑。比如,大疆无人机为什么能在深圳发展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圳有创新氛围条件,有产业链的配套,创新创业的成本比较低,还有适合无人机的材料行业、软件业的发展等,所以年轻人喜欢在这里创业。

  比如温州,原来主要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创业发展起来的,现在遇到一定瓶颈了,需要转型升级。比如,乡镇企业一开始很活跃,因为有制度灵活的优势,慢慢地这些优势不再明显,乡镇企业中保留下来的很多传统企业都在进行转型,不转型的话可能就会倒闭。

  温州现在面临这种挑战,也在探索新的模式。过去曾经赚快钱走了弯路,现在回头看,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企业家精神捡回来,“等靠要”也是不行的,靠技术才能带来更多持续性。相信他们能走出来,但可能得有个过程。

  澎湃新闻:从中国的先进制造来看,整体处于世界什么水平?不同领域的水平差别大吗?未来的方向和空间是怎样的?

  石敏俊:不同领域的水平差别比较大。我们现在有一些领域差距在缩小,比如新能源汽车,因为与西方国家几乎同时起步,相对来说差距比较小。我们可以做出来很多产品,高级产品也能做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但整体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

  我觉得我们更大的问题在于制造业的精细化。德国和日本是制造业强国,不见得是技术多先进,但是文化上很认真很敬业。另外就是依靠经验的积累。技术需要时间,需要积累,需要工匠精神。有些事情可以靠举国体制,但精细化的工艺流程则很难搞举国体制。

  因此,面对我们的短板,特别要重视的是体制、文化上的差异,从这方面下功夫,克服“短视”带来的问题。

  石敏俊:理想状态的话,首先要有信心,其次是抓住机遇。需要营造让大家安心的环境,形成预期。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真正理解营商环境,企业就不会轻易离开。企业需要长期经营、稳定预期的营商环境,政府要让企业家感到有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营造稳定预期的营商环境。

  企业家如果没有形成预期的话,就缺乏长期经营的信心。政府不折腾,百姓才能多折腾多创造。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多给一些空间,就能创造。南方经济发展较快,与政府部门官员比较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主体有关系,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也好,外资企业也好,可以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获得发展空间。

  产业高端化需要有可靠的制度环境,保障民营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发展。从长远看,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其制度保障都是法律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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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金泰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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