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商业集团中国最神秘的“红色资本家”创造出一个万亿商业帝国

　　此时，中国掀起了一股救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远在无锡闲居养病的荣父（荣熙泰），更多感受到的是间复兴实业的热情。

　　南通人张謇荣登状元，没有在京为官，反而回乡大兴实业，创办大生纱厂，一时名震天下。有了开创者，江苏、上海随即重燃实业热潮，商业呈现复苏态势。不少商人都有了巨大的资金需求，钱庄生意异常火爆。于是，在1896年，荣氏父子决定步人后尘，融资了1500银元，开起了广生钱庄。

　　上海钱庄众多，竞争激烈，财富积累缓慢。所以父亲离世后，两兄弟靠着钱庄也只能勉强度日。二人心有不甘，于是萌生了想法：与其钱生钱，不如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做商品赢利。

　　1899年6月的一天，香港九龙码头，面容敦厚的“二木头”荣德生正从广州出差返乡，在这里中转停留。一袋袋堆成雪山的白面粉吸引了他的注意，一番打听后，他才知道原来这些“洋面粉”是要运往内地的。联想到流入洋人口袋的银子，荣德生内心异常难受。此时，一个盘桓许久的念头在他心里清晰了起来。回到上海后，便立刻与荣宗敬商议：小麦和面粉是钱庄里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既然如此何不干脆自己开厂生产面粉！

　　兄弟二人找到合伙人筹集资金后，办起了茂新面粉厂。办厂过程并不顺利，当地乡绅百般阻挠，固执地认为面粉厂的烟囱破坏风水、实属不祥之物......幸而得到总督认可，面粉厂才得以继续开办。1902年3月17日，茂新面粉厂正式启动，日产面粉300包。可没想到，当地乡绅无法阻止工厂开办，就四处散布谣言称“面粉太细太白，必有掺杂，吃了有害健康”。导致面粉销量远不如预期，第一个月就积压了上千包。

　　为了打消百姓的顾虑，荣氏兄弟亲自走访无锡街巷的面馆、点心铺等，对各商家许诺：先试用，后付款；不满意，不收钱。商家的好评粉让“毒粉”的谣言不攻自破，本地市场销路大开。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人在东北的面粉厂被尽数摧毁，急需南方面粉支援。茂新厂因此销量激增，当年营收超过6.6万两白银。

　　战后，江南一带出现了开办面粉厂的热潮，很快就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茂新连续3年亏损。兄弟二人果断决定改变战略，实现“添机改造”。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不惜向洋行分期付款购买美国面粉机，举债12万两白银采购，首付只有20%，使日产量迅速达到5000包，成为国内最大的粉厂。

　　1914年，一战爆发，为解决军民所需，欧洲各国不得不向海外采购物资，面粉是采购重头之一。日本商行趁机到中国采购面粉，向欧洲各国倾销。中国面粉进入空前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欧洲。中国摇身成为面粉出口大国。

　　1910年，茂新面粉厂年生产能力达到89万包，比建厂初期的产能提高了10倍。截止到1912年底，面粉厂营业收入超过12.8万两白银，除了偿还各种负债之外，还略有盈余。面粉厂步入正轨后，荣氏兄弟看到了第二个商机：吃、穿两门是国事，发展实业，应从吃穿入手。吃的问题解决后，他们决定再做一局，上海申新纺织厂正式兴办。

　　整个20世纪10年代，荣氏几乎是以“一年开一厂”的速度疯狂扩张。到1917年，荣氏兄弟用40万元买下了日本人在上海建成的日信纱厂，改名“申新二厂”，绝对是一桩给中国人长脸的事情。毕竟日资建造的纱厂被中国人收购，在中国商业史上必然是破天荒的纪录。

　　20世纪30年代初，荣氏兄弟已经拥有茂新、福新、申新3个系统，在南京、汉口、济南等地设立了37个分部，14家面粉厂，9家纺织厂，成为中国第一大民营实业集团。1933年，荣宗敬在自己60大寿时自豪地说：“如今的中国人，有一半穿我的，有一半吃我的。”

　　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中日双方投入100万军队参与战斗，战况惨烈，上海全境被毁工厂2270家，荣氏集团损失惨重。

　　1938年1月4号深夜，2/3的荣氏产业被轰炸机的炮火夷为平地，上百台英国精纺机被日本人尽数捣毁。接二连三的打击重创了荣宗敬，这位65岁的老人家脑溢血突然离世，弥留之际还竭力呼唤：“申新复业！”20多年来，荣宗敬一直是荣氏企业的顶梁柱。失去脊梁骨的荣氏企业陷入黑暗时期，从1937年到40年代末的十几年，是荣氏历史上最天昏地暗的一段日子。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在家门口突遭人拦车袭击，匪徒要求荣家用50万美元赎回他。荣德生安然回家后，各种威胁、勒索电话、信件纷至沓来，持续两年之久，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当时中国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出逃迁徙，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都离开上海，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荣德生在无锡老家照看厂子，家族在上海的产业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荣德生四子荣毅仁的身上。他和父亲做了一样的选择——留在，实业救国。

　　万万没想到，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后，党内势力互相推诿，荣毅仁成为了替罪羊。他被指责卖给政府的面粉腐烂发霉，前线士兵吃完拉肚子，才导致东北战局惨败。虽明知面粉是被暗中掉了包，可他却申诉无门。

　　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以“侵占、玩忽、盗卖公有财物”的罪名，向荣毅仁提起公诉，，当局趁机向荣家勒索巨额赔款，荣家送上黄金10条、美元5000。

　　开庭前夕，荣毅仁在街上看到不少身穿军装的解放军睡在马路上，或是就着咸菜啃冷馒头，还礼貌告诉他公共租界有战斗，不安全，请他往回走。荣毅仁惊讶于居然有这么和气，对百姓毫无侵犯之意的军队。

　　从1946到1949年，荣氏一族，因为被绑架、威胁、诬告、下狱，先后折损数百万美元。一心复兴祖业的荣毅仁，雄心壮志备受打击，而就在他心如死灰、一蹶不振的时候，一个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出现了。

　　上海解放一周后，荣毅仁和一批工商业代表被邀请出席一场工商界座谈会。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陈毅对他许诺：“你是荣氏企业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荣氏企业统统由你掌管。有困难尽管开口，政府会倾力协助。”荣氏一家和陈毅一顿饭就达成了共识，荣毅仁看到了新政府的新气象，决定全心和党合作。

　　只是，当时的荣家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各房兄弟分了家，1000万美元都被他们抽逃干净，连机器和纱锭都卖了，留给荣毅仁的只有一堆烂帐和巨债。不出半年，工厂接连遭遇几场空袭，企业没有任何盈利，已经无法给工人发工资了。不明的工人以为老板克扣，集体到荣家。

　　百般无奈之下，荣毅仁只得求助陈毅。陈毅帮助下，资金困难得以解决，工人风波才平息。1951年底，人民银行总共向申新355万元。1950年6月，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全国政协委员，荣毅仁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宾，毛主席的一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荣毅仁的心里：“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1979年1月，小平同志荣毅仁说：给你的任务，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10天后，荣毅仁正式提出了建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构想。

　　荣毅仁意识到，与其像之前那样组建一家单打独斗的公司，不如创办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做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用投资融资帮助更多企业。

　　中信刚成立时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三四十人挤在北京和平宾馆的12间客房里。成立第一年，荣毅仁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的4000多个来访客人，和国内3000多人洽谈了业务。然而真正谈成的项目屈指可数，公司账户很快就掉到了7位数。

　　一筹莫展之际，他想到用借债的方式投资，赚钱以后再还债。如此想法和当年他大伯荣宗敬举债办厂的思路如出一辙！1982年，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成为建国以来破天荒的头一次，彻底救活了一个国家重点项目——仪征化纤。

　　1984年，中信发行了300亿日元、3亿港币、1.5亿元德国马克和1亿美元的债券，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化建设，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资金援助。在担任中信董事长的14年里，荣毅仁没有从中信拿过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占一股个人的股份。到他离开的那一年，中信从最开始的20来人，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800多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成为国际上鼎鼎大名的跨国集团。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去世，享年89岁。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年营收4000亿、资产6万亿的世界五百强。媒体对他的评价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伟大的爱国主义、主义战士。

　　早在1956年，荣毅仁接受访问时就解释过，他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经常接触到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

　　荣毅仁身体力行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资本家，可以有怎样的信仰和怎样的品行。荣氏百年的财富传奇，还将在荣家第三代、人的身上继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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