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是什么媒体胡锡进在香港接受专访谈了这些问题

　　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长于社评，并以“单仁平”笔名发表评论文章，2013年出版《胡锡进论复杂中国》。“复杂中国”是胡锡进对当下中国的概括，他认为“中国很复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中国很不容易”。

　　《环球时报》以及胡锡进的评论文章直白、直接，被一些西方媒体打上“民族主义”标签，但胡锡进对此并不回避，他认为中国媒体应该主动回击西方媒体的误读。作为拥有1983万粉丝的微博“大V”，胡锡进10月9日的贴文中就有关于“复杂中国”以及“爱国主义”的最新阐述。

　　他写到：“爱国主义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们永远都要弘扬爱国主义，珍视爱国主义。”同时又指出，“如今的中国是地缘形势最复杂的大国之一，这就要求中国的爱国主义要更加坚定，也要加理性，智慧……”

　　社交媒体上一些网民对胡锡进的非议和敌意，也成为一种现象。不过，一些主流媒体人认为，胡锡进敢于在各种、热点中及时发声，亮明态度，为中国的媒体拓展了话语空间。

　　虽然陷入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胡锡进是一位探索者，尤其是在适应时代传播这一点上。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更新勤快，他会在网络上直播，他还拥有个人品牌的短视频节目。

　　过去四个月里，香港修例风波震动内地场。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一直没有缺席。《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遭黑衣人殴打禁锢事件，更以直接激烈的方式影响着走向。

　　在8月底9月初，胡锡进则亲自去到香港，探访现场走访基层，接受多家港媒访问，同时在香港电台与香港时评人陶杰进行了一场公开对线日，胡锡进再次来到香港。

　　在繁忙的日程中，胡锡进接受了深圳卫视&直新闻客户端记者的专访。胡锡进告诉直新闻记者，作为一个采访者，周末要留给自己去走访香港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作为一个被访者，他说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但他维护的是国家利益；作为一个领导，他说此次来港要关心下同事们的工作，给同事打气；作为一个同行，他嘱咐记者非常时期要注意安全；作为一个媒体人，他说香港生病了，但是相信会好起来。

　　情况差不多吧，上一次来也是，给我们的团队再来打打气，然后我自己也做一些采访。另外呢，主要和当地的媒体还有当地人做一些接触，了解香港的局势。这次来也是，接受当地媒体采访，跟当地民众进行一些对话，然后我在这也做了一点采访。

　　接触的人肯定和上次相比不完全一样，上次接触面还是挺广的，这次我想有一点更深入的采访，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接触。比如我昨天去了港铁，在港铁里面做的视频节目，周围人来来往往的，有的人就把我给认出来了，还有人往我身上照那个激光笔，我当时都没有看到，但是等到这个视频发出来以后，有网友看到了（有人用激光笔照我），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还到了地铁看了下破坏的情况，多少感觉有点不安，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们不断在我面前晃，我在拍摄的时候，他们也在拍我。但还是感觉挺好的，我也接触了港铁里的工作人员，跟他们有比较深入的交流。我很喜欢这样的采访。另外我也接受了本地的采访。有些采访还在安排之中，还有外媒。因为我到这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

　　我留意到您第一次来港时，香港民众普遍都对您感到好奇，特别是您接受TVB(香港无线台)访问以及与陶杰对话，收视率非常高，之后的评论也是好奇中带有敌意，但并不是大肆明目张胆地反对。您觉得他们这种反应是否也浓缩了香港对内地的看法？

　　可能是。我这个人带有一点标签，内地对我也有这种看法，觉得我比较亲政府，还有人骂我，我在内地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我的标签比较强，我代表了主流价值观，也非常维护国家利益。到这来，他们可能会先定位我的这种形象，当然确实我也是这种形象。我在香港的标签代表了内地，界会有这样的看法。不过我感觉到接触的过程中还是不错的，包括上次来，香港01、无线、港台这些媒体采访我，他们对我这种比较开放的态度也挺吃惊的，比如每次接受他们采访，我不提前要求采访提纲，而且他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这一点给他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还有我和陶杰有个对话，陶杰当时说，你要是能把我们这个对话放到大湾区去播，就很了不起了。结果我不仅放到大湾区了，还放到了我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获得了很大的播放量，关心香港的人几乎都看了那个视频，所以这也反过来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那还是很不同的。每一个媒体的生态都是和它的体制相关的，内地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媒体生态差距还是很大的。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

　　咱们内地比较注重微观真实。对微观真实这点咬得很紧，一般的我们（内地）不敢乱造谣，说什么话也要小心，而且也比较尊重被采访者。我最担心的是这边媒体有的时候会断章取义。断章取义这方面，我接触过很多外媒采访有这种情况，港台媒体采访过去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比较担心。我每次接受他们采访之前都和他们强调，一定要充分的、全面的来表达我的观点。这两次来我觉得还算可以，尤其是无线和港台，后来他们把我的全部采访给直播出来了。还有香港01网站也整个地写出来了，这点我比较高兴。我特别希望是现场直播，所有对我的采访能够现场直播是最好的。但是香港的现场直播我感觉不多，大部分也都是录播。咱们内地的电视台现在反而直播的比较多，电视台经常直播出去，但这边还是录播更多一些。

　　您这次来接触了港铁方面，或是接触了其他的人和事，您感觉香港局势发展的势头如何，特别是在《禁止蒙面规例》推出之后？

　　因为我来的时间太短，还没有完全展开访问，昨天刚开始采访，也听一些人说了，我也是去采访，去问别人你怎么看啊，问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在这待的时间比较长的当地人，还有内地来到这里工作的人，我都问他们怎么看这个局势，是否在好转。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港的大型集会减少了，参加的人减少了，这反映了基本在悄然变化，尤其那些中间派，他们不太愿意再参与了，形势总这么下去不行，这是一个积极的动向。香港的局势这么混乱，触动了很多市民的利益，让他们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比如港铁不能够正常运行，有一天是完全停运了，昨天是九点就停运了，前天是八点，是吧？这样影响很多市民的出行，使得他们生活不正常。这个对香港人产生了一些触动，我想这可能是真实的动向。

　　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些极端的人不甘心局势逐渐地落下去，那么参与的人少了，就得有更加极端的、用暴力的手段来吸引注意力，来制造这个事情的热度。所以最近暴力行径更加突出了，现在这个暴行不仅是砸东西，而且袭击个人，往死里打，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也许经过“反蒙面法”，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有可能让局势逐渐向下走（逐渐降温）。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很极端的，他们制造出一些事端，发动一些事件可能造成新的刺激，出现一些新的激化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所以我觉得现在局势在博弈，但是总体上，我认为这个局势逐渐往下走（逐渐降温）可能是个大趋势，但不意味着这局势往下走了以后就能够恢复平静，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可能它继续往下走了，但各种冲突中的激进势力受到这个事件的鼓舞，他们以后的行动比过去更加激进，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那是，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让大家让整个香港社会去理解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比如香港和内地是真正的亲缘关系，是真正利益一致的，而不是跟美国跟西方利益一致。他们总说，我们跟美国跟西方是同样的价值观，它的价值观到底有多相同，我不说。但是美国西方与香港的利益肯定是不同的，而这种利益对于定义彼此之间的关系比价值观更重要，对吧？而这个内地和香港的利益是一致的，香港如果损坏了，那么内地不高兴了，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可惜，为香港惋惜，但是美欧谁去惋惜啊？香港如果现在烂掉了，那美国很多人、那些精英高兴得不得了。香港真是变成黎巴嫩、变成伊拉克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美国人）何乐而不为，对他们来说太好了，这事。但是对内地，是很伤心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利益一致，一定要让香港人明白这一点，他们的利益跟内地是一样的，是一致的，而跟美欧是不一致的。这些基本的东西，需要香港人慢慢地体会。

　　我觉得内地媒体在香港能发挥作用的程度确实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一国两制”。我们内地媒体是一种机制，跟香港媒体的机制是不一样的。香港媒体的机制跟西方媒体更加融通一些，这没有办法，这就是不同的制度。媒体的体系总是和制度相对应的。所以香港媒体跟西方的更融通，更容易跟西方的场接轨，而和内地场接轨是很困难的。所以内地的场在这边产生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影响，我认为是相当困难的，还需要有所创新吧，需要一些新的创新方式来沟通两边的感情，让他们真正了解，比如什么叫“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本意，它的宗旨，它的深层含义是什么。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权力的来源是来源于中央的授权。这一点，像这些最基本的，很多人都理解不了。他觉得唉哟，我们要完全的自由选举，而这种完全自由权得跟西方是一样的。而西方它们都是国家，而你是一个特别行政区，你的选举得和你的地位相符合，对吧？那你说，这个最央的这些人，如果他们被选中当了特首，这还不乱了套了？那跟这个所谓的“香港独立”没什么两样的，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允许的，这就是现实。情商需要起作用，把这些（基本概念）在香港真正建立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我觉得内地媒体在场上如何跟香港沟通，还需要一些创新和摸索。

　　关于方面，其实香港这边同样也很关注内地媒体言论和自由度的。您之前说需要“翻墙”查资料的言论，这边也广泛报道了。

　　这个问题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内地现在要翻墙，就是防火墙，确实客观地需要（这堵墙）。因为这个场，我们和西方场是不一致的。而西方的场总的来说比我们更强大，西方的工具多强呢？整个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西方发明的，而在发明的过程中，它自带了一些西方的价值观，自带了一些西方的利益。所以当这些媒体进入中国时，它必须进行中国化，是吧？而且我们中国的整体软实力还不如西方，这时候如果没有一道“防火墙”，完全打通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这种制度，它赖以存在的很多基础就要受到冲击和伤害，所以这个“防火墙”一定是需要的。但是这个“防火墙”到底有多高，到底有多强，这个可以探讨。因为总的来说我们中国要逐渐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国家自信也要越来越强大，社会自信越来越强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防火墙”不宜逐渐加高、加强。越来越高越来越强的这么一个过程是肯定不行的，因为长时间下去，这种“防火墙”就会形成我们的信息堰塞湖。堰塞湖时间长了，西方的很多负面信息就像一个悬河悬在我们头顶上。它一旦溃堤，对我们非常不利，是吧？

　　所以我觉得，“防火墙”是一个手段，要帮助我们社会逐渐地前进，逐渐地强大起来，然后慢慢地，“防火墙”就不需要了。从长远看，肯定是这么一个大趋势，“防火墙”是个临时措施，是一个阶段性的。

　　我是很理解这些的，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当下这个时候是否应该加固、加得特别高，那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前段时间我也发表了看法，那这一看法是技术性的，是在我认为需要“防火墙”的大前提下，有这么一个看法。

　　香港这边不太容易理解，他（她）说你要这“防火墙”干什么？是吧？你跟这个世界一样不就完了。香港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在内地也有人这样认为，尤其在香港这个地方他（她）会有这样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讲不通，使劲讲呢，也没啥意思，就是内地按照我们的实践，逐渐地、实事求是地往前走，加强我们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慢慢这个“防火墙”的问题就会化解掉。

　　现在香港有人拿这个来攻击我们，不断地攻击我们内地，西方也好，都在攻击我们内地，他们攻击，好吧，我们的承受力强一点，也就过去了。

　　您看，您的言论和一举一动都受到那么多人关注。我还看您昨天晚上发的一个微博，就是您发了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和校方的对话，基本上像是一个批斗大会。内地大学一般很重视尊师重道，很难理解学生的这种行为，您怎么看两地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

　　香港这个社会呢，目前已经不正常了，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确实已经不正常了，它还有一些过去的法治的底子，但这法治也受到了冲击。现在这个社会啊，你在香港的大学里看，我这两天没去，因为昨天没时间，都是我们记者拍的，他们看到了。到了这种程度，学校里几乎没有秩序，对校长可以这样地不尊重。有的人跟校长谈话，他就站在桌子上朝着校长头上扔纸钱。这样子在内地是不可以思议的。文化大当中才见过这样的，时把校长老师架起来批斗，香港倒是还没有把老师给架起来坐“土飞机”，但也已经差不多了，围着校长不让校长走，围着老师，对老师们进行人身的攻击和羞辱，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已经逾越了大学应有的道德底线。

　　大学就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你在大学里道德示范，就这个样子？对长者、对老师、对校长，你可以这样羞辱，这样野蛮地对待？那我觉得香港社会真的应该要反思了，怎么能够这样？所以我觉得,非常可怕。

　　现在香港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搞成这样，好像为了为了自由，就什么都可以干，而且那叫吗？校长说话都说不了,而且现在谁只要说反对他们的话,就对你进行人肉、对你进行攻击。这这，不可思议，完全背叛了的本意。

　　所以香港的社会目前这个样子，其实让我们很痛心。我想多少年以后，当香港人回顾这场动荡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对这场动荡有很多否定的方面。他们确实失去了理性，失去了理智。我希望他们反思的过程能够加快，当然这也取决于香港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