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根”旧事——为纪念《经济日报》四十周年诞辰而作

　　晨起，我在手机朋友圈里看到经济日报社老同事的帖子——《经济日报》正为创刊40周年征集“我与经济日报”的文稿、视频、图片，不由得想起，明年1月1日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经济日报》“四十不惑”的生日！

　　上世纪80年代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位于北京西黄城根（亦称“皇城根”）南街的《中国财贸报》及在此基础上创刊的《经济日报》工作了8年。在这里，我奉献过青春和，见证过改革和巨变，经历过锤炼和蜕变，从懵懂学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新闻工作者。可以说，这里是我人生奋斗的正式起点，是我梦想之舟的启航之地。《经济日报》四十华诞快到了，我能为她写点什么呢？于是，便想到了那些“皇城根旧事”……

　　1982年10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一家“即将创办《经济日报》的报社”——当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定办一张指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党报——这就是由《中国财贸报》于次年元旦更名为并创办的《经济日报》。

　　社址在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我们简称“九号院”，早年是清代的礼王府。记得到报社半年左右，一次上食堂刚打好饭就听到有人叫我，是副总编辑胡理棠，我赶紧端着碗过去，落座后他笑眯眯地开口道，“小汪啊，知道是谁招你进报社的吗？”得知我已晓得当初到复旦大学招人的报社领导就是他，老胡接着笑问，“你知道是怎么招的你吗？”我答不上来，他就告诉我如何到系里看档案挑人、如何找班主任和老师了解情况，等等，“最关键的你知道是什么？”见我一脸懵懂，他又说，他和一起去招人的人事干部在校方人员陪同下专门到学生食堂暗中观察，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看我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老胡一番话，惊得我目瞪口呆，同时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多年后，我担任《金融时报》社长时期，曾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班子同仁们听，希望给大家选好人、用好人以些许启迪。

　　经历仅仅一周的培训，我们这帮“菜鸟”就被分到各个采编部门，我和武汉大学中文系来的赵健（后曾任《中国保险报》总编辑）被副总编辑兼记者部主任张颂甲选上了。听说到记者部，我们特开心——“正儿八经的记者”嘛！可到部里听罢颂甲的“训话”，我俩就蔫了：原来记者部的主要工作是“默默奉献”当编辑，而不是“风光无限”当记者！尽管如此，我们在刻苦学习编辑技能的同时，也努力争取采访机会。不久，采访的“大活”就落到我头上——采访首都钢铁公司“承包制”改革。

　　当年的首钢可是领跑国企改革的明星企业，带头人周冠五更是改革的风云人物。报社领导要求我们几位记者深入采访一线，写出一篇反映波澜壮阔改革的“大通讯”！

　　什么是“通讯”？当晚我从资料室搬来一摞子有关新闻采编的书籍，看了大半夜一拍桌子明白了：不就是记叙文嘛！

　　心里有了底，就一头扎进首钢一个多月。每天一大早从“小白楼”招待所出发，奔赴钢花四溅的炼钢车间、机声轰鸣的轧钢车间，采访厂长、工程师、工段长、工人师傅，晚上和同事们一起“碰材料”，憋着劲儿要写出个“带响”的报道来。

　　当年的报道有没有“带响”？如今早已淡忘，有件事却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们几位约请研究所一位女高工来“小白楼”访谈，约定的时间未到就听到敲门声，门缝处伸进一张女人脸，愣了一下说声“对不起”关上门走了。一会儿又有人敲门，并问：“是经济日报记者同志吗？”开门一看还是她，正是那位女高工。采访很顺利，临别时她才说，“刚才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帮实习生咧！”

　　误会何以产生？那个年代，中央党报记者在人们心目中应该是着中山装、戴鸭舌帽，胸前挂着照相机的“资深干部”，而我们几个初上采访一线的年轻人，兴许与上述形象差得太远了吧！

　　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初的人们都知道“傻子瓜子”年广九，而我与其人其事在采访中有过两次交集，一次在《经济日报》，另一次在《金融时报》。

　　《经济日报》那次大约是在1984年夏季，当时的安徽省委向中央反映，芜湖有位经营炒瓜子的个体户，存在雇工剥削的问题。为此，报社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张颂甲派我和安徽记者站站长杨其广（后曾任《金融时报》总编辑）前去调查采访。我们了解到，安徽省委配合中央有关部门也在芜湖调查此事，就参加了这个调查组。

　　调查组住在当地的铁山宾馆，我们每天跟着调查组东奔西走，与“傻子”谈话，采访工商、税务、街道办事处，找熟悉年广久的人和一些市民聊天。正值南方炎炎酷暑，白天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晚上光着膀子挑灯夜战整理材料、讨论思路，最后奋笔疾书“傻子瓜子”的长篇通讯。一周以后，我带着自以为还不错的稿子兴冲冲回京。

　　等待自己作品见报的日子是漫长的，正当我心焦不已，领导又要求把稿子大大压缩后编发“大内参”。业内人尽皆知，各大报都办有“内参”，其中大号字版的叫“大内参”，专供高层领导参阅。我二话没说，按调研报告的写法对稿件做了大的调整。

　　过了一段时间，报社领导同志表扬我“干得不错！”还告诉我，那篇“大内参”不少中央领导都看了并做了批示。我为自己的工作成果受到重视，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完善个体工商户相关政策出了力而深感欣慰。

　　如今看来，“傻子瓜子”的报道那时没公开见报是正确的。虽然“傻子瓜子”的经营管理当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若在个体经济刚刚起步之际就因这一个例而予以责难，很可能会影响到助推个体经济稳步成长的大局，遑论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党报的责任意识，我从中颇受教益。

　　后来在《金融时报》，我再一次采访了“傻子瓜子”，并以《冲出“螺旋”》为题，报道个体经济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探讨如何引导个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并组织了连续报道和深入讨论，引起很大反响。把《经济日报》和《金融时报》的两次“傻子瓜子”报道联系起来回顾和考察，对我个人而言，收获也是多方面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日报社从“九号院”搬到王府井大街，我也被调至总编室，具体岗位是二版夜班编辑。

　　当时，安岗总编辑主持的“重走长征路”、“行”、“渤海行”等系列报道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我除了上夜班，白天还继续配合记者部老编辑申孝伯编发记者罗开富（后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重走长征路”的稿件。每天下午我到报社，先去取罗开富发回的电稿，了解他写的报道发自什么地方，然后到资料室查找相应的回忆录资料，供老申编稿时参考。

　　“重走长征路”是那一阶段报社所有系列报道中的“重头戏”，每天一篇，都安排在一版固定位置，前期常用对联式标题。记得总在深夜里，香烟弥漫缭绕中，夜班编辑就开始“对对子”，有时还这个出“上联”，那个对“下联”，逐日花样翻新，把“重走长征路”系列报道整得像章回小说似的，以至于很多年后，还有人津津乐道地提起其中的一些醒目标题。

　　这个系列报道很快就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报社要求各部门配合前方记者组织后续报道。于是，像“半条被子的故事”这样的报道就有了续篇，一时间很多当时健在的老红军纷纷发表谈话，追忆往事、抒发情怀、寄语故地的报道纷至沓来。我也一边上夜班、协助老申编稿，一边参加这些报道活动，先后采访了耿飙、杨成武、刘英等老同志。采访时任中顾委、全国会副委员长耿飙，是在景山公园西边他的家里，见到记者耿老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小时，当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回忆往事声音颤抖，怀念战友热泪长流，嘱托希望情深意切……

　　往事如烟，今天回忆当年“重走长征路”报道战役中我和《经济日报》同事们做的那些幕后工作，依然感到自豪。

　　1986年，正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日报社正在抓一组流通领域改革报道。此次，我受命与时任重庆记者站记者的姜洋（后曾任中国证监会）一起沿长江流域采访。

　　那是一个炎炎夏日，我们从重庆出发，乘轮船顺江而下，第一站到了万县（现在叫万州市），按惯例，船泊一夜次日早晨再继续航行，乘客可以上岸走一走。当晚，我就和姜洋上岸去逛码头边的小市场，开始了此行的首站采访，发现旅游纪念品摊位上的三峡石挂盘挺不错，还一人买了一个。

　　一路采访，最后抵达此行的终点湖北宜昌，也到了我们研究如何行文的时候了，在地委行署招待所住下后，我俩即着手谋篇布局。姜洋是学经济专业的，担当经济报道的脉络梳理，我是学文学专业的，负责遣词造句的文字架构。就这样，我俩你一言我一语地琢磨出了上、中、下三篇。可如何破题下笔呢？一时还真无头绪。没思路，吃饭去！饭毕，我们随意逛到了招待所小卖部，这里居然也卖三峡石挂盘，12元一个。想起在万县买的才4元一个，且造型、包装、艺术品位都远胜这里的，而这里的价格却贵了三倍。我们一下子来了灵感——我的《三峡石的启示》开篇标题及破题点，姜洋的亚当－斯密“惊险的跳跃”引经据典，都有了！

　　我们由长江上游城市乡村所见所闻展开的报道，反映了各地农副土特产品的流通现状和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如何培育市场以完成“从产品到商品惊险跳跃”的改革思路。我与姜洋合作的这组稿件，得到了刚接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视，他亲自看稿并当面提出修改意见，见报时还特意以书法形式逐一手写了三篇稿件的标题——很荣幸，这是老范到《经济日报》后第一套以其书法题写标题的报道。

　　《经济日报》四十华诞快到了，我这个老经济日报人格外高兴。抚今追昔，心潮澎湃，特撰此拙文以贺！正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