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缅甸华侨商业网与“伊洛瓦底沿江市场体系”

　　华侨在缅甸的商业经营已久，到19世纪下半叶，以闽籍、粤籍和滇籍为主的华商已经在伊洛瓦底江沿江建立了一个水运繁忙、港口密布、从业人员众多、分工有序和贸易量大的相当发达的商业网，并延伸到两岸的腹地和山区。这个商业网与中国云南一侧相通，形成了一个“伊洛瓦底沿江市场体系”。

　　清朝早期，就有少数华侨通过缅甸经营跨国贸易，但亦只限在缅甸和暹罗等国中进行。除进出滇缅边境的矿工商人稍有携带外，通过边境而专事贸易者很受限制①。当时，伊洛瓦底江已经成为中缅两国进行民间贸易的天然管道。史载，“缅甸的蛮暮、新街一带，向为贸易之所。沿江而下，缅甸设有税关，交易之货甚多”②。

　　两国民间贸易是在乾隆年间两次清缅战争后才活跃起来的。在两次战争期间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关隘禁人外出，两国通过滇缅边境的贸易更是雪上加霜。“新街、蛮暮一带，经兵火后，已成废墟，无人到彼贸易。但内地商民偷越前往贸易，或边外土司潜赴经商之事，则非个别”①。这说明，虽然战争给两国的民间经济往来造成了很大伤害，但两国民间要求恢复贸易的呼声仍然甚为高涨。据说，“时缅甸的玉石等物，在云南、广东两省多有销售，皆由内地派出关外办事者，在入关时，因执勤士卒见系官差公务，放松其随身行李搜查，因而夹带而进。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侍尧在广东省时，见外洋脚船进口，全载棉花。因而与监督德魁严行饬禁。后来他到云南后，又闻缅甸的宴共（笔者注：即仰光）、羊翁（笔者注：今地不详）等处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始知缅甸棉花悉从海道运进内地”②。虽然清朝当局随后在粤东海口严行查禁，但因海路出洋，处处可通，缅甸的棉花仍可从他省偷入。然而，随着两国的关系在战后逐渐正常化，边境恢复开关通市，云南边境贸易弛禁，沿海各省的棉花进口也不再禁防③。

　　从进出口商品来说，则两国互通有无。起初，“缅地赖以通商之物，多仰给中国内地，主要为钢铁、锣锅、绸、缎、毡、布、磁器、烟、茶等。黄丝、针线之类，所需尤亟。缅甸所产之珀、玉、棉花、牙、角、盐、鱼，则为内地商民所购买，往来俱需交税”④。交税之说表明，这种民间交易在清缅双方来说都是合法的。当时由中国前往缅甸从事贸易者，“为中国内地行商，其中多为云南腾越州人”⑤。

　　另外，英国人为了征服缅甸，在1824～1885年间先后发动了3次英缅战争。英国人发动战争当然是出于殖民征服的目的，但客观上也带动了战后的交通和商业发展。因为，战争不仅是纯粹的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各类军用物资的调运过程，在当时十分滞塞的自然条件下，实际上还为战争之后的商道拓展发挥了清道夫的作用。因此，善于经商的华侨便利用战时拓通的商道和战后飙升的商业机遇积极开展贸易活动。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英军在仰光登陆时，其上就标有“CHINA WHART“（中国码头）字样。码头上停泊的都是中国帆船，中有大路，直通瑞光金塔，大路右边还有一个华人坟场。由此可见，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仰光以及与之相通的水路贸易经过华侨的长期经营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英国人将仰光辟为商港后，闽侨向唐人坡的后路仔（第24条街）及江滨街一带发展。后来缅甸华侨还曾运载大量暹罗、缅甸大米救济广东、福建两省粮荒⑥。3次英缅战争期间（1824～1885年），英军极需物质和劳力，在马来亚槟榔屿的福建侨商便利用这一商机，运载大量货物到仰光销售，供应英军。

　　到了晚清，两国民间贸易明显发展，薛福成说，“缅甸尤多珍稀物产，如伊洛瓦底江之西，有孟拱的琥珀；江之东，有孟密的宝石；波龙厂茂隆厂的银矿等，多在缅甸腹地土司境内。其境广民殷，以省腻（即木邦）为第一；然江东、慕乃（即猛乃）、锡卜、耸泽、稳祚（可能是稔祚，也可能是沮佐）、摩谷、勒洽、泽抓、南坎九土司，均为富庶冲要之地”⑦。又说，“孟拱、孟养、木邦、蛮暮诸地，为玉石百宝精华所萃，内有红宝石矿、蓝宝石矿、翡翠矿、琥珀矿，种种不可胜计。缅属掸人地区，相传有九十九土司，因华人经商于其地甚众，民情与中国亲近，山中物产亦多”⑧。

　　清缅边境民间贸易的发展非常之快，推动了晚清缅甸的华侨商业的勃兴。“缅甸物产繁多，夙称富庶。时人谓，南洋诸岛产之，而缅所出尤多，取之不竭。伊洛瓦底江为商人运货出入之枢纽，赋税之旺，虽不如印度，犹胜于新加坡等处”⑨。于是，到了晚清，缅甸与中国的贸易已经形成了“一江多港”的格局。

　　“一江”，就是指伊洛瓦底江，“自北贯通于南，入印度洋，与缅甸南部海岸港口通过水路连通。伊洛瓦底江沿岸大小商埠星罗棋布，各各与缅甸内陆墟镇、山地连通。自仰光乘舟入伊洛瓦底江约六天可抵首都阿瓦，又约两天可抵新街（八募）”①。

　　一是缅甸南部区段，据薛福成说，这一区段包括三大港口，“一曰暮尔缅（即毛淡棉），一曰德瓦（一名吐瓦），一曰丹老。”

　　二是仰光区段，薛福成写道，“漾贡（仰光）可控南部三大港口。光绪十二年七月，两广总督张之洞派王荣和、余瓗出洋访察华民商务。十三年七月，王、余回到广东后，向张之洞面陈，缅甸仰光有华侨三万余众。其贸易出口，以米为大宗，玉石、牛皮次之”②。3万余华商、华工中，闽商居三分之一，生意较大。粤人虽多，而生意次之。仰光粤商以新宁人（即广东台山人）为最多，建有宁阳会馆。但华商的势力不及英国和德国商人。由仰光坐浅水轮船溯流而上，六七日可到华城（笔者注：应即阿瓦），又陆行三四日可到新街，又逾野人山不过三四日，可抵腾越③。

　　三是白古区段，薛福成写道，“白古，一曰百古，扼诸蕃之会，商舶合辏。其民沿海而居，驾筏盖屋，闾巷相通，人烟连接，远望几如城市，实为浮家泛宅。其俗，聚族筏居，仰商贾之利，不事耕，故沃土成为旷土。近时滇商贾缅，至其地④。

　　四是蛮暮区段，“蛮暮，通商之要津，其城濒江，长三里许，广半里许，居民四五千人。新街亦称汉人街，临近江岸，袤延里，滇商数百家居中区；其街之首尾，则掸人居之；稍进五里许有高阜，相传为武侯故垒。滇商运货至蛮暮，棉花为多，绸缎、羊毛次之。又蛮弄（亦作蛮陇）即西人所称老八暮，在蛮暮之东，野人山之西口，大盈江之右岸。由蛮暮至蛮弄，轮船约行二小时；由蛮暮至滇边，陆路凡五日程。”⑤

　　此外，在“金多眼东三十里，有谙拉菩那城，滇人居此者四千余家，闽、广人百余家，川人才五家。而金多眼距杳缪不及二十里，西临大金沙江，商船丛泊。金多眼有财神祠，为华侨所建造”。⑥

　　在伊洛瓦底江的中国一侧，也有很多贸易口岸，其中最重要的是腾冲（腾越），清代的腾冲是滇西、经济中心和边防重镇，辖南甸、干崖等七土司地，与缅甸接壤，是南方丝路枢纽，也是中缅边境商业重要集散地。清政府设腾越厅、迤西道于此，又是腾越镇总兵署驻地，成为滇西、经济中心和边防重镇。

　　其一，关于港口布局，“缅甸海口之埠凡三处，而仰光扼其要；沿江之埠二十二处，小者二十九处，而阿瓦与新街扼其要。”就商人的地缘布局而言，“海口商务，闽商主之；沿江商务，滇商主之。粤商，生意之大不如闽，人数之多不如滇，等诸自郐以下而已。”⑦

　　其二，关于从业人员布局，“各海口华商约二万四五千人，闽商多于粤商。而沿江各埠，则基本上为属滇商所操控。轮船停泊，装卸货客之大埠二十三个（笔者注：与上说差一），小埠二十九个。滇商之众，首数阿瓦，约一万二千人；次则新街、猛拱，不下五千；其余各数十百人。至行商货驼，年常二三万人，秋出春归”。⑧

　　此外，离江之外，在缅甸腹地的深山中，薛福成还说有商埠不下数十处。滇商同时也散布于山中各埠，几与缅商相埒，约在十万人左右⑨。

　　薛福成的记载肯定是根据当时人的传说，具体数字未必准确，但应有一定的依据和可信性。根据这一记载来看，当时伊洛瓦底江的贸易规模是十分惊人的。

　　首先，大小港口计达41～42个，数量不可谓不多，分布不可谓不密，也可推知货物运输量之大。今天已经不可考辨这些港口的所在，有的可能很小，在今人的概念中，无非是一两间草房、三四条木船、五六个脚夫、七八个过客，但作为贸易要津，意义却非同小可。还应注意，这些商埠不只是分布在沿江两岸，还可以通过马帮（即薛福成说的“行商货驼”），延伸到腹地，乃至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由此不难感受到当时华商的贸易触角之广，以及华商所主导的伊洛瓦底江贸易给当地民众特别是深山里与世隔绝的少数民族所带来的好处。

　　其次，从贸易从业人员来看，单华商就有2万多人（应指专职商人），起服务功能的外围华侨从业群体的人数应该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居住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华侨可谓是“全民皆商”。另一方面，常识告诉我们，华商做当地生意，必须有当地人的密切配合。当地贸易需要多方面的要素，“硬件”要素如货物、市场、运输手段、从业人员等自不消说，“软件”要素如语言、风俗、信誉等等也不可或缺。很多“软件”要素是华商所无法具备的，必须假手于当地人（特别是当地商人）。只有熟习当地市场需求、民情风俗的当地人，才可能把华商运进来的货物或通过零售或通过批发转卖给当地消费者，从中赢取利润，同时从当地消费者那里得到闽、粤、滇等外地商人所需要的当地商品如土特产等。贸易从来就是一个“共赢”的平台，不可能由一方商家包打天下，跨境贸易更是如此。这样说来，一条伊洛瓦底江所牵动的从商总人数和贸易量是十分可观的。

　　再者，从华商的贸易分工来看，华商主要分为3大地缘群体，即闽商、粤商和滇商，各有分工，各守其土，也互相配合。有一点是十分有趣且合乎情理的，这就是云南商人控制了伊洛瓦底江沿岸商埠，而散布于山中的商埠也有云南商人的足迹。显然，这是因为滇商有地缘上和语言、风俗习惯上的优势。而福建商人和广东商人主要是从事岸上和内陆的商业操作。福建商人比广东商人多则是因为伊洛瓦底江贸易属于航运贸易，其中枢无疑是南部诸大港口，主要货物均通过这些港口运送，而南部港口的贸易早就为人数尚少于粤商的福建商人所主宰。当然，来自云南方向的物产也可南运到沿江各口岸进行交易。

　　综上所述，清代缅甸的华侨商业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华侨经济网链”。实际上，支撑这一“网链”的是缅甸的华侨农业和华侨矿业。这个“网链”在地理上与中国陆路相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滇缅经济网链”。在这个“网链”之内，双方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十分频繁。虽然清政府禁止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的民工和商人进入缅甸，也禁止人员和货物往来，不过，说是禁止，充其量只是控制，且这种控制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为中缅边界线很长，很多路段荒无人烟，清兵很难进行巡逻缉捕。而对于边民来说，边界上的路径自是烂熟于胸，他们祖祖辈辈都行走于这条边界上，自由来去，清政府充其量只能对少数关卡实施定点控制和管理。来自中国内地的民工和商人不难通过当地边民的关系，轻而易举地绕过这些关卡进入缅甸。至于缅甸方面，则对缅中边界的管理更加宽松。是故，两国人员的往来（主要是中国人员进入缅甸）一直堪称顺利。人员往来的便利是货物往来的必要条件，清政府也对来往于两国的货物严加控制，但实效不大。

　　说到这里，顺便指出，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边界自古以来便是一条颇为特殊的边界。究其原因，是边界两侧存在着一条由一个个大小土司组成的“隔离带”。两侧的土司们在自己的地盘内坐地称王，竞称“夜郎”，他们的国籍归属意识十分模糊。而对中国或缅甸中央政府，多采取“墙头草”、“两边倒”的政策。因山高皇帝远之故，两国政府对这些土司也难以实行有效的管理，只能采取怀柔、慰抚与“羁縻”政策。两国间这种边界现实，是清代中国民工和商人得以比较自如地进出的重要原因，也是这一“经济圈”得以成型的有利条件。

　　在缅甸国内，“华侨经济网链”形成了一个相互分工、相互依赖的共存局面。一方面，无论是农作物产品还是矿产品，各自都存在着种植、采集、加工、运输、销售的系统。事实上，农矿产品的形成过程都是市场导向的。另一方面，缅甸华侨经济网链的市场渠道比较完善。“伊洛瓦底江沿江市场体系”便是重要标志。还必须指出，所谓“伊洛瓦底江沿江市场体系”不应只是一个单一的缅甸对华贸易体系，它还与东南亚乃至东亚其他国家相连通。

　　※高伟浓：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莫光木：暨南大学文学院专门史博士研究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