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新中国最火打卡圣地！

　　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会有在前的拍照留影，它们成为几代人相册里的标配，留下过难以忘怀的记忆。

　　高源是在广场工作时间最长的摄影师，他17岁开始在拍照点上班，40多年的时间，60多万照片，他都拍下了什么呢？日前，笔者有幸采访了高源，听他讲述这些年在拍照的故事。

　　高源拿出一张黑白老照片，是他刚工作不久时在前的留影，照片上是一位穿着风衣的文质彬彬的青年，这是80年代初年轻人最时髦的打扮，满满的时代感！几十年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如今高源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留下了沧桑的印记。

　　1979年10月，17岁的高源开始了在拍照的工作，隶属于西城区服务公司 。“北京是首都，很多人出差到北京都想在留个影，有这个需求。最早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了这个事，在广场进行了规划，后来北京市政府给批的营业执照，成立了几个照相部，包括东城和西城服务公司。”

　　于是，在家待业的高源作为家属子弟，拿起相机，成为一名摄影师。他没想到，自己在这里一站就是41年。

　　中学刚毕业的高源从业务员做起。“业务员当时做什么？顾客来了，给人家的信封写地址，必须得要写清楚了，因为当时发照片是寄信，一个字不清楚就寄不到。”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高源才跟着师傅开始学习照相技术，通过考试，合格了以后才正式成为摄影员。他们用的是国产海鸥双镜头120相机，这是当年相当高大上的专业设备。

　　“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讲，是很神圣的地方。我小的时候认为太阳是从升起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画像都是后面画一个红太阳000525股吧)。”

　　高源一直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特别自豪，在和父亲随军到北京之前，高源是在沈阳长大的，“我给同学写信，说你以后要到北京来，到就能找到我，到国旗底下我们就能见到面。那时候我们家亲戚朋友、同学到北京来，第一个都是先找到我拍照片。”

　　很多年来，中国人对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是中国和首都的象征，是祖国的心脏，是伟大领袖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地方。那时候，外地出差或者是串亲戚到北京来的人，下了火车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到前拍张照片。

　　高源经常遇见这样风尘仆仆的游客，“问他是不是要照相，他说照，说待一会儿才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得去洗把脸，下了火车还没顾上洗脸。”把脸洗干净，再换件干净整齐的衣服，才能站到前拍照，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庄严的、具有仪式感的事情。

　　高源回忆，在相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们这些摄影师的工作非常繁忙。“人最多的时候一般都是过年过节，比如五一、十一。从早上开始一直拍到晚上清场，中间人都不断，一天能拍个几千张。”

　　人多的时候基本都是排着100多人的长队。“100多人围成一个圈，我们就站在圈里头拍，一般就是拍的4个方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以前叫历史博物馆。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拍哪张相都是合影，因为后面这一圈背景全是人……”

　　最忙的时候，广场上的几个摄影师只能轮流吃饭，有一回忙完一天下班，有件事高源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骑自行车回家，说眼睛怎么那么别扭，突然间发现自己骑着自行车时还是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因为那个时候用单反拍都有取景器，要一个眼睛看，都形成习惯了。”高源笑着说。

　　七八十年代，在拍一张照片的价格是7毛5，“当时7毛5也是很贵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分一级工、二级工，一级工一个月才31块钱，按照工资比例来说这个价格并不便宜，老百姓603883股吧)照张相确实不容易。”

　　高源记得，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游客，有的时候兜里掏了半天，就差几分钱拍不了照片，“这个时候我们就说算了，差几分钱我给你垫上。也有人说兜里没带钱，信誓旦旦地说，你把地址给我留下，我到时候收到照片把钱给你寄回来。我好心也给人照过，但是后来一直也没收到钱。”

　　80年代初在可以拍彩色照片了，对于老百姓来说这还是件稀罕事，等待彩照邮寄到家需要20天，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高源解释：“刚开始洗彩色照片很不容易，我们都要拿到长春去冲洗，长春当时进口了一套设备，就是彩扩机。北京也有，但是北京价钱太高了。当时是我们照了一两天的卷，搁到旅行袋里头，送到北京火车站到长春的火车，列车员带到长春去，那边洗完再带回来，这一去一回再寄回去得20天左右。”

　　改革开放之后，拍照的价格也逐渐市场化水涨船高，可是对于越来越富足的中国老百姓，却觉得便宜了。“改革开放后人越来越有钱了，很多人要求放大照片，后来改成135彩色的了。彩色的当时最早是1块9，后来涨到两块一，后来逐步按照市场要求，10块钱照4张，当时是胶片的。到现在，我们都照8寸照片了，数码的，20元一张，现场打印。”照片价格40多年涨了20多倍，而人们收入的涨幅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在前留影，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生弥足珍贵的回忆。简单的一张照片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高源说，他这些年，在交了很多朋友，听了太多的故事，感慨万千。

　　高源喜欢和拍照的游客聊天，不少成为老朋友，隔几年就会到找他拍一张，似水流年之间，摄影师见证了那些与共和国一同走过的平凡人生。

　　“一些老同志拍照的时候，挂满了纪念章，还有得的好多军功章，一生的荣耀都在这里了。我给他们在拍照，一定要跟他聊的，问问这些奖章都是怎么得的，有些什么故事，这样才能把照片拍好。还有很多在北京开会的，不管是得了什么荣誉，奖状也好，奖章也好，奖杯也好，哪怕是证书，他都要到前拿着这些东西，拍一张照片。”

　　和这些心情激动的老人聊天，高源经常会很感动，甚至觉得震撼，他们很平凡，也很伟大，满身都是故事，他们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却深藏功与名。每一枚勋章，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很多老人身形佝偻，眼神不复清明，可是面对相机他们仍然会缓慢而坚定地敬个军礼。“老兵一定要拍，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了。”

　　“有好多人拿着照片来拍。有的是自己多年前在这里照的，故地重温；有的是站在爷爷曾经拍照的地方再照一张；也有拿的亲人的照片，去世的家人。当时他们有一个约定，就是要在前拍一张照片，但是没有实现，最后他们就是拿着这些照片，又到前，再拍一张……”高源说，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老同志拿着孩子的照片，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伤痛他在镜头背后也能深切地感觉到。

　　高源还曾经在广场上碰到一对中年男女，两人把白衬衣扎进军裤里，在广场上姿态轻盈地跳起舞，这一幕如同电影《芳华》中的画面，触动了高源的心弦。

　　父亲在军队工作，高源长在部队大院里，家旁边就是文工团，《芳华》所描绘的情景就是他少年时成长的氛围，那是属于高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芳华易逝，高源明白，这对中年人是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在，于是他上前主动帮两人拍了照片和视频。那天，高源把照片发在朋友圈配上文字：“我也想着那个年代。”

　　还有些人喜欢在纪念日到留影，他们和高源分享自己的快乐。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拿着老式的结婚证书，想让见证他们50年的爱情；有的是一群老同学见面，少年时代他们曾在这里留影，如今想在合影来纪念延续了几十年的友谊。

　　这些照片讲述了无数中国人的故事，无论是提着鸟笼的北京大爷，扎着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大叔，还是穿着各色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朋友，他们饱含感情的眼神高源觉得自己都能看懂。高源曾经遇到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升国旗的时候，我看他一个大老爷们儿眼里含着热泪，问他为什么这么激动，他说我80年代就去加拿大了，每次回国都要到广场来看升国旗，你不知道我们的心情啊！”

　　40多年间，这些前的照片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人们身上的服装，脸上的表情，拍照的姿势，带着每个时代鲜明的印记，见证着时代的发展，这些都被摄影师捕捉到镜头里。

　　“照相是有规矩的，当时的要求是，人的高度不能高于毛主席像，基本都是正面照。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人也比较拘谨，当时都是一本正经往那一站，都像是证件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姿势。”高源记得他刚工作的时候，是在地上画个脚印，拍照的人规规矩矩站在脚印里，又快又省事，连对焦都不用。

　　“以前，老百姓穿的服装基本就是蓝白灰加军装，非常单调，80年代之后才变得慢慢丰富起来。”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高源曾经穿过的那种长款风衣，是风靡全国的日本电影《追捕》里主人公杜丘的经典服装，再配上一条喇叭裤，广场上出现了不少这样的新式青年。

　　那时候，经常流行一阵风，广场上还曾经到处都是黄裙子，后来服装就越来越个性化了。“年轻人是真不一样了，裤子都是什么破洞装，还有不少穿汉服的。”

　　除了服装，还有表情和姿势的变化，也是高源感触特别深的地方。“80年代初，照相往那儿一站，目视前方，比较呆板。再往后的各个时期，中国发展越来越快，不但穿的服装五颜六色，表情也越来越生动，各种拍照姿势现在全有了，都是蹦蹦跳跳拍的。老年人，尤其中国大妈们，那是一道风景线，特别高兴，她们拍的时候精神状态特别好。”

　　2000年往后，时代风气更加包容，拍照不光为了纪念，也是展现个性的方式，跳街舞的、玩cosplay的都出现在了高源的镜头里。“现在人们拍照更多是自然的、快乐的。以前你让他乐一乐，肌肉都是僵硬的，两口子照相让挨得近一点，说了好几遍，就是不好意思。”

　　不知不觉间，40多年过去了，高源依然工作在广场。“虽说现在都有手机了，随时随地可以拍，但是好些外地游客还是会找我们拍，毕竟我们是专业的。”高源的语气中带着自豪。

　　现在，拍照对高源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工作，更像是一种责任，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记录者，“人家专业的拍的是国家视角，我拍的是百姓视角，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同样值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