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局者财新：激进下专业主义的矛与盾

　　从许多方面看，谈论烟台鲍毓明案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这种危险来自于各种可能的冒犯，它们会引起另眼看待，让人重新审视过度倚重社交媒体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这次晦暗不明的制造，在事实匮乏的基础上，打出了极其鲜明的旗帜——它像是有权力衡量一个人所有的经验、同情及观念，进而从倾向性强烈的中罗织出所谓善的看齐意识。

　　对鲍毓明案的称谓，首先体现了人们在此事上的立场，以及分道扬镳。“高管性侵养女案”是本案最早的冠名，它逐渐摆脱了小城市地名，获得全国性议题的加冕，而后再去掉“涉嫌”二字，令其在传播中逐渐强化道德审判、审判之意。即使在鲍毓明被辞退，不再有高管之实时，这类预先定性的标题依旧广为流传。

　　这当然跟警方尚未输入更多信息有关，令案件本身只在社会这边留下一个“怎么解读都行”的名称。另一个原因，也是它以两个名词勾勒的故事版本，简明易懂，还囊括了权力与性的暗示，大众易于接受，适合传播。未来，即使警方对案件性质另有定性，也不会改变这一点。

　　鲍毓明案从制造及其目标看，结合社运分类，属于社交媒体上反运动的最新案例和最新成果。它是METOO运动在中国推进时因为遭遇挫折而采取的变通策略，也是校园反性压迫运动的自然串联。这些在指导理论归于反的女权流派，适应了中国社交媒体的心理机制，也因为呼应了官方的整顿意识，获留一席之地。

　　理解这点上，近期是有实例可举的，但这个例子也无法明说。女权观念及流派有一个简单测试题，就是看她对性自由、易合法化的立场。赞成后两者的，是激进女权，不赞成的那就是此处省略几十个字的流派。

　　在理解这点上，近期是有例子可举的，但这个例子也无法明说。女权观念及流派的简单测试，就是看她对性自由、易合法化的立场。赞成后两者的，是激进女权（可见“激进”二字也要放在具体主张、立场上去辨认），不赞成的那就是此处省略几十个字的流派。

　　这样看，鲍毓明案有一明一暗两个面向：在明面上，它是一次令人愤慨的事件，就像许多在社交媒体上出现有消失的舆情浪花。而在暗面上，它是一次有效的社会运动的操作，操盘手熟练地投放能够激发热情的材料，包括向无法完全控制的媒体喂料，自然也包括用或抑或扬的手法，压制一些声音，放大一些声音，调控不符合期待的舆情。

　　当然，不是所有的舆情反应都是调控的结果。单纯出于义愤的自发的产生，也是有的——迄今为止，它们的出现都只是强化既定的目标，没有导致扰乱与分散，反而凝聚起更为广泛、更为自觉的群体共鸣。

　　这个早期阶段的划分，上大致是以财新报道及撤回为标志，行动上则以北京的律师露面介入为标志。完成了在事实层面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对于那些不喜欢“反转”这个词的人士来说，好消息是，财新输入的事实受到强烈质疑，它未能建立起新的版本，尚未否定现有的叙事版本——这个版本由受害者的代理人牢牢掌握，可已经在事实表面露出裂痕，显现了某些有可能薄弱的可乘之机。

　　鲍毓明案至今，仍然是一个事件。既然是事件，就包含着对信息的有目的释放，有意识回避，有选择加工，以减缓不利己的冲击。

　　财新介入鲍毓明案，似乎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要知道，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上，财新一直是回避的，它看重的是在政经重磅题材上确立自身的地位——所谓用业内揣测既久的优势拿到别人无法拿到的一手材料，建立内容的护城河。

　　无论是过去面临市场化先锋媒体的竞争，还是在后者衰败之后，财新都毫不迟疑地亮明，它是守护新闻专业主义的堡垒。

　　财新以戏剧化的介入方式，为这起事件增添了可看性，也增加了悬念。现在看来，财新在鲍毓明案的局面上，先后带来了两个冲击。

　　这个冲击就是财新为鲍毓明投放信息提供了便利，冲击了场中已有的受害者“陈词”，约等于折冲了后者强烈而广受接受的势头。

　　在此之前，已经有澎湃新闻、南风窗的报道，从受害者的代理人在微博上的意见看，不满前者，而对后者赞不绝口。问题是，这两家报道未能提供鲍毓明的一手材料。

　　鲍毓明通过财新完成第一次掌握主动权的爆料，用意是构建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故事版本。从财新报道也能看出，他给出的信息绝非全部、全面（维权类爆料人对媒体的利用是常见的现象），他对财新的利用是明显的，那就是否认“养女”的关系定位，试图建立起“恋爱”的叙事逻辑。

　　事后来说，财新的犯下了两点错误：一是低估了激愤，在文本上未能严格区分评论与新闻性质的材料；二是编辑不够谨慎，按语使用了报道中倾向性很强素材。

　　外界无法知道这篇稿件的生产过程，外人能看到的就是，在立场、编辑、写作态度受到普遍质疑后，财新撤稿，表示了技术性的歉意。

　　怎么来评估财新的表现？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它逆行，作出了非同一般的定性，完全忤逆那个已经激发出氛围的故事版本。具体而言，它讲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角色——这是受害者的代理人始终意识到、也一直想要回避的关键问题。

　　代理人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谴责澎湃，是因为它的报道中描述了受害者母亲的“送养”行为，这可能导向对受害者母亲的反感。澎湃先行报道之后，受害者的代理人一面谴责它，一面暗示等待受其信任的媒体报道，这就是当天下午出现的南风窗的首个稿子。在南风窗的稿子里，鲍毓明、受害者及其母亲的三人关系，被描述为受害者母亲与鲍毓明相亲，面见不成之后，鲍毓明趁机结识受害者——这成了三人关系的起点。

　　比较最后推出的报道，财新显然比澎湃、南风窗更超脱，在公开信息上有更大的自由度。财新对鲍毓明说辞的引用，令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得到改变。反过来说，这是受害者的代理人第一次丧失主动权，不管是信源的多样性、信息量，还是对受害者故事版本的改写，财新的介入都极大地扭转了鲍毓明事件的态势。

　　这就引出财新报道的第二个冲击波。既涉及已经接受原先故事版本的中人，如何抵抗财新的叙事；也涉及到前媒体人、支持反女权的高校学者等理性人、观念共同体对财新的批评。

　　而在财新以意想不到的浪头，冲击原先的基本面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面孔，那就是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带着法律意见——考虑到实际介入侦查阶段的难度——实际上更主要是从法律侧面强化既有的倾向。

　　几乎可以预料，律师公开的辩护策略，很大部分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冲财新的影响力，淡化它对基本盘的损害。尽管这种损害无法明说，但它已经散播了怀疑的种子。

　　受害者及其母亲从无可置疑的受害者地位，部分地成为受打量的对象。作为这一新情况的后果之一，人们需要重新整理思绪，消化财新与鲍毓明的言辞，重新站稳立场。

　　就已经显露的来说，主要从不同进路、围绕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辩题，来否认财新报道的可信度，抵抗它已经开了个头、但未完成的另类叙事。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在达成这一目标时，出现了一些分属不同阶层的批评者，或者以朴素的善恶观立论，或者以宽泛的自由主义原则（恶猜公权、善待个人）推翻财新。

　　新闻专业主义争论在这起事件中出现的时机、被贬抑的方式、由它激发怒火的角度，都是理解舆、普及一般的媒体素养时很好的案例教材。

　　新闻专业主义，由三个名词构成。分解下来，“新闻”是起点，这代表它不是宣传，不是文学，是新闻。“专业”，指的是它有一套区别于其他行当的做法，足以划定一个专门的技术领域；“主义”是终点，定型于对“新闻”与“专业”的提升，就是在新闻领域的专门技术、手段、原则之上，确立并享有一套理论和价值观。

　　具体到财新鲍毓明案的首个报道，对它的抗拒、谴责与怒骂，按照使用“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名词的两种方式，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否认财新的报道不是新闻专业主义。这就涉及到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按照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有利于通过自定义，将辩论引入自己的结论中。

　　比如，有论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应该是“善意的”，财新的报道不善，带着恶意，所以它不是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说，不够新闻专业主义。

　　二类是，在一类开辟的批评进路上更进一步，将财新报道的争论者分成两种人，除了与己方一致的批判者，凡是持不同观点的其他人，都以“新闻专业主义不是挡箭牌”为理由，斥为别有用心、不道德的、或者为坏人辩护的人。

　　财新令受害者的代理人失去主动权，但财新可能已经发现，在继起的增强版中，它失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权——或者说，更多人在争夺这个定义，甚至要向它注入别样的内涵，进而去影响媒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如果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成立，编辑部的权威首先会被冲击到。

　　未曾想到，几十年之后，“开门办报”这报联系群众的旧提法，在新媒体时代以这种强劲的方式被重新包装，重新招魂、重申重温。

　　换言之，当财新乃至一些媒体坚持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立世，试图在的波涛中持稳方向，既能发动又不致于在场沦陷，却发现自己立世存身的所依，化作批判者的矛与盾：若以新闻专业主义化”盾“自保，遇到的是它被当成矛刺来；若以新闻专业主义炼”矛“进击，却遭遇别人以定义相争制作的盾的抵御。

　　在上述章节中，是将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不是缥缈的理想来对待。但不只是鲍毓明案的，在汤兰兰案中，同样看到类似的争论，纠缠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进击与防御、新闻的理想与流言、机构媒体既不能作为整体来自我辩护，最终令声誉更差。

　　也要看到的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实际存在，可以作为一种专业塑造的理念认识系统，恐怕更紧缺的是将其作为一个类似操作说明书的工具，不只是为了实现媒体的公共追求，更是强化记者、编审的自保意识，成为一个技术性的防护装备，在上下两方面的洪流中侧身期间，安全度汛。

　　记者本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维权类事件的当事人带着十分功利 目的，他们带着悲惨的故事而来，但接触记者时讲述的很可能掺杂着夸张、谎言和信息缺省。在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这一环节，要打起十万分精神做到事实核查这个要求，惨痛教训一再表明，对于陷入选题的记者编辑而言，事实核查是保住自身安全的专业砝码——除非甘心做谁的，否则碰到这样的关键时刻，审慎是第一位的。

　　这个危险不只是朋友圈作为公共发言，早已在法律上有定论，在自由心证上也要作认同处理。这就涉及到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新闻与的差异。记者为稿件努力，而大众受影响。稿件本身可以成为的一部分，但也可以成为的“敌人”，在这一生成原理上，请复习一下勒庞的学说。

　　李海鹏在评点财新的最新遭遇时，指出了大众与编辑部之间的张力。形势也许没那么坏，毕竟是善变且善忘的，在触发其爆发的按钮前，击鼓传花，过客匆匆，少有霸主，这为正派的传播留下了余地，所以情况及趋势并不总是那么坏。

　　正如鲍毓明案的显示的那样，新闻专业主义的坚持和倡导，受到了大众意志的审读——相比其他的审视模式，这种审阅更加日常化、无孔不入，几乎在所有新闻事件上都体现出来。这种大众审读，以其毫无必要的狂热见长，不仅会产生压迫感，反噬大众利益，也腐蚀所有的中人。

　　最后强调的是，在鲍毓明案中，女孩是受害者，她卷入了一种无法自主、也无望建立起平等交往的关系。鲍毓明无论以什么方式结识她及其母亲，都无改其动机上的疑点。在争论罪与非罪的快速进程中，他的社会性死亡已经拉开序幕。不过，考虑现有的司法实际，对他的定罪量刑面临较高难度，犯罪证据必定受到二人关系的牵扯。采信证据时如何稳定地倾向于“疑罪从有”原则，仍取决于案件决策者的决心。

　　现有的信息集中在层面，事实稀缺，信息严重不对称，领先于新闻。官方掌握最多最全的信息，至今守口如瓶，最后如何透露、透露什么、透露多少，估计都会与定性、定论挂钩。

　　受害者的代理律师的意见，基本上点明了本案的难点与关键。如果站在鲍毓明的角度反着看，就能理解它未来的走向。是否构成特殊的关系，左右着罪与非罪的进展。

　　但正像已经展现的景象，案件激发出的那些，观念纷争、制造的手法、内容农场与机构媒体的关系，人的现实感与心底的波涛等，三观在生存驱动型命运下的破碎及个人化改造修补，都逼迫众人重新审视人际关系，修改社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