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自由主义的失败和中国道路的崛起

　　拜登所谓的“峰会”还在召开，但关于“”概念的定义以及对“美国”的质疑，成了人们讨论的另一个热点。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世默应《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邀请，就“的未来”发表文章。他指出，西方为自由主义穿上了的外衣，但自由主义并没有带来的结果，甚至成为的祸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真正内涵，制定出一套全新的衡量标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或许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近些年来，人们都在为的状况敲响警钟。来自“自由之家”的研究表明，“全球已在加速衰落”，即使是美国的水平也在“显著下降”。瑞典V-Dem研究所的研究发现，那些水平下降得最为严重的国家好多是与美国结盟的。社会学家戴雅门（Larry Diamond）警告称，的衰退正面临危机状态，同时新冠疫情把其加剧。针对这一现象，还有不少学者作出分析。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说，美国政府被精英控制，而美国人民则因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陷入。当然，也有人干脆走捷径：都怪中国和俄罗斯。而在光谱的另一端，那些对一向持怀疑态度的人则有些幸灾乐祸。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最近批评西方试图将“强加”给其他国家，结果却因水土不服而失败。他呼吁西方停止这种做法。新加坡前外交官和学者马凯硕指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具有了某些失败国家的特征。即使是我本人——大约十年前也曾撰文指出中国的模式比西方更加优越，不无得意地对体制的失败冷嘲热讽。

　　但上述观点其实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对的定义是错位的。具体地说，它们错误的把自由主义和画上了等号，从而使自由主义制度成为了治理的唯一形式。这是不对的。被自由主义包裹的模式，也被西方包装成了治理的唯一形式

　　早在1992年，冷战结束伊始，自由主义迎来了普世化的黄金时代。然而，理论家比丘帕雷克勋爵（Bhikhu Parekh）当时在其文章《自由主义的文化特殊性》中写道，“自由主义体制是自由主义化了的体制，即在自由主义设定的限度内被定义和构建。”他指出，这一结合体大约是在18世纪的欧洲被明确化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才在全世界广泛推崇这种体制, 其目的是将其作为对抗苏联的一种方式。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远远早于自由主义。

　　更关键的是，在“自由主义”这对组合中，自由主义才是主导性的老大，则是被压制的。事实上，自由主义是相当敌视的，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制度曾试图以各种方式限制力量的发展。本着对历史的严谨态度和对理论的客观态度，我们需要认识到自由主义只是的一个分支。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洛克、孟德斯鸠、密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人类社会治理新主张，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原则，例如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法治中的程序至上。现代的自由主义体制大多都是基于这些理念发展起来的——选举产生代议制、分权、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这些理念构成了包括美国宪法在内的大多数自由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伏尔泰、密尔（从左往右）

　　但与此同时，许多自由主义的先驱也指出，自由主义制度的宗旨是为人民带来福祉。如果没能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改变这些程序。例如密尔认为，如果公民是文盲的，连参加选举的资格也可以被限制。

　　自由主义制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在那时，自由主义制国家为其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以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试图效仿西方的诸多实践，例如市场经济。然而，当自由之家和V-Dem等机构针对水平对各国进行排名时，这些机构的评价标准基本上就是这些国家到底有多严格地遵循了自由主义制度的程序。因此，当人们说许多国家的正在衰退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说自由主义陷入了困境。

　　那么自由主义现在为什么陷入了困境？那是因为在不少国家，自由主义这个“老大”似乎辜负了制度这个“小弟”。自由主义面临危机的原因是许多这种体制的国家面临死结：持续的不平等，，社会凝聚力丧失，政府和精英机构缺乏公信力以及政府的无能。简而言之，自由主义没能带来的结果。

　　在苏联时期，有一个笑话很流行，“我们假装上班，他们假装发我们工资”。在许多奉行自由主义的社会，也许人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假装投票，他们假装执政。”按照这种发展态势，“自由主义”一词可能很快就没资格与“”相提并论了。古希腊形式为西方推崇，但与现代国家的并不同

　　世界需要一种更好、更包容的方式来衡量。用自由主义的一套程序来定义和衡量，无论是在历史上、概念上，还是在当代语境下，都显得过于狭隘。早在古希腊，当率先在西方社会得到实践时，个利、少数权利等概念还没有被发明出来，那时的是非自由主义的。这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非派思想家批判的原因——他们并不认同其多数主义的本质。选举也并不是决定谁来成为的唯一方式——事实上，通过抽签选择的做法也很常见，同时也符合亚里士多德对的定义。

　　如今在西方社会，和左派分别掀起了民粹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目的似乎都是对自由主义的劣迹问责。重新审视无疑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需要展开大量的研究和讨论。但我想先抛砖引玉，凭借基本的常识来提出一种新的方法——那就是看结果而不是看程序来评价。在欧美国家掀起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背后都是自由主义在作祟。图为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的终极标准必须是长期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如果选出的一直都是无能的，民众陷入“选完就后悔”的死循环中，那选举有什么用呢？如果独立的司法系统只保护富人的利益，那司法独立有什么用呢？如果利益集团绑架了分权机制以阻止必要的改革，那分权机制有什么用呢？如果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侵蚀了社会，使社会陷入到与失能的状态，那要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有什么用呢？如果像许多自由主义国家那样，为了保障个利而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死亡，正如这次疫情中很多自由主义制国家发生的灾难，那么个利有什么用呢？

　　为了对抗崛起中的中国，美国总统拜登试图在中美竞争中制造出一种与的二元意识形态对立。为此，美国当局将在12月9日-10日组织召开一届由全球政体参加的大会，受邀者多达110个。据统计，这111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人口数量的56%，但在这些国家里死于新冠病毒的总人数是420万，占全世界总死亡人数的82%。更刺眼的是新冠病毒致死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第一名是东道主美国，他们常常自诩为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却有78万人在这场疫情中失去生命；第二位是巴西，有61.5万人死去；第三名是印度，尽管他们为“全球最大的国家”这一称谓而洋洋自得，在这场疫情中却已经有47万人丧生。

　　作为这次峰会隐含针对的目标，中国有14亿人口，却只有5697人在新冠疫情中逝去。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中国比“国家”限制了更多的自由。但什么样的会为了保障少数人不戴口罩的自由而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辜负了它的人民。

　　或许，我们可以制定出一套全新的衡量标准，以显示哪些国家正在取得更的结果：大多数人民对本国的领导层和发展方向有多满意？社会凝聚力如何？人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好了吗？人民对自己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吗？整个社会是否投入足够的资源以确保子孙后代的福祉？在定义和评估时，除了参照狭义的、程序性的自由主义标准，结果也应当成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我要指出的是，从结果上来看，中国的表现并不差。中国固然有自己的问题——例如不平等、和环境恶化，但政府一直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民调结果持续显示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国家的治理是基本满意的。我们现在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为其人民带来了更富有成效的治理和更的结果，用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来衡量，当前中国的制度比美国的更，尽管有所不同。中国儒家推崇的民本思想，更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

　　亚伯拉罕林肯用了最通俗的言辞，总结了的特征：“民有、民治、民享”。我敢说，当前的中国政府在这三方面做得都比美国好。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属于他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国家。并且，中国的绝大多数都是平凡出身，这是一个事实。而这在美国恰恰相反，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他们的政府被金钱利益所俘获，由精英寡头组成。至于民享，中国的治理成绩也遥遥领先。

　　在对的定义上，世界需要一些多样性，这会更符合的发展历史（因为历史上的不全是自由主义的），对现实也更加有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他们需要从僵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实现本国。新的视角和衡量标准对于自由主义社会本身也可能是有益的。12月2日，“中外学者谈”高端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提出，没有十全十美、高人一等的制度。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垄断了的定义权和评价权，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理所当然是的。这可能是许多自由主义政权未能为其人民带来成果的一个原因。如果自由主义国家以实际结果而非程序来作为衡量的标准，也可能会推动这些国家实施本国急需的改革。如果自由主义政权能够再次带来更的成果，全世界也该乐见其成。

　　“以结果论”这个观点在全世界关于治理的讨论中鲜有出现。自由主义社会此前一直在各个层面倡导多样性，但对模式的多样性却连在概念层面都避而不谈。但事实上，的理想和实践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除了非自由主义的雅典制，在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存在着长达数个世纪的理想和制度实践，而这同样不是自由主义的。此时此刻，世界需要进行更多样化的实践。

　　我并无意倡导某种特定形式的，也不是要推崇多数主义或直接——这也不是中国的制度。相反，我建议扩大的定义和衡量标准，并使之多元化。中国目前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范式，因为这个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美国外交政策学家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 Marie Slaughter）最近提出：“美国至少（应该）接受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可能更好。”她进一步建议，我们可以把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衡量政府表现的新标准，以此评估哪国政府表现得更好。

　　我为这样的好主意点赞！让我们结束自由主义对的定义权和评判权的垄断，让丰富多彩的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