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制造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大国博弈、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而作为制造业中知识密集、创新活跃、成长性好、附加值高的关键领域，先进制造业近些年来已然成为一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的重要支柱，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围绕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为我们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先进制造，主要是指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流程、新生产组织方式对劳动对象进行安全、高效、清洁加工制造从而形成社会所需要的高质量、高性能工业产品的过程。先进制造业是集现代科学技术之大成的产业领域，不仅体现为技术、工艺的先进性，也体现为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供应链等的先进性，既包括依托先进技术形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也包括通过技术改造、工艺革新、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转型升级后的传统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创新为动力,以硬科技为核心，表现为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先进制造业的企业不仅包括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主导地位的行业龙头企业，也包括提供优质中间产品的单项冠军企业，还包括勇于探索新产品、新市场、新模式的高科技初创企业，大中小企业分工合作，形成融通发展的格局。

　　要看到，产业中的先进技术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时期的先进技术会随着时间推移被更新、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前一个时期的先进制造业会变为当前的传统产业，因此先进制造业具有它所处时代的典型特征。新世纪以来，新材料、生命科学、新能源等硬科技持续突破，催生新的先进制造业门类，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快速迭代、不断成熟，与制造业的融合日益加深，催生智能制造、虚拟制造、增材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成为当前先进制造业的典型特征。

　　先进制造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引领制造业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形态，是一国工业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产业链韧性和的基础。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必须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明确其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意义。

　　先进制造业是科技和产业变革的主要阵地。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数字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新技术的成熟和大规模产业化催生新产品、新产业，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扩散融合正在深入改变现有产业的要素组合、生产工艺、商业模式、组织模式等各个方面，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并转向先进制造业。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重点扶持前沿关键技术，比如，美国、日本等纷纷将机器人、微电子、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先进材料、新能源等关键与新兴技术加以重点扶持，加快包括先进制造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以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巩固在全球产业链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新科技赋予先进制造业的历史机遇，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发展，力争抢占先机，迎头赶上。

　　先进制造业是大国科技和产业博弈的重要战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先进制造业等高科技领域的科技领先优势和全球价值链掌控地位，不惜违反WTO等多边贸易规则，采取限制高技术出口等措施，对产业竞争对手进行打压遏制。由于其创新的活跃性、技术的先进性、产业发展的引领性、应用领域的广泛性、经济社会影响的深入性，先进制造业成为大国科技和产业竞争的焦点。在我国，一些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关键核心技术位于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环节，比如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仍然主要依赖进口，具有“卡脖子”风险。而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要在大国科技与产业的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壮大我国的先进制造业，增强我国产业链的自主性，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行，同时以先进技术和产品撬动全球供应链，促进国际大循环的顺畅运行及其与国内大循环的相互促进。

　　先进制造业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承接发达国家的离岸外包和产业转移，迅速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制造基地。不过，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等因素，引起了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削弱了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供应链的本土化与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态势更加突出。为此，我国制造业需要朝着更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环节攀升，利用当代先进的数字技术、先进的制造装备和工艺，提升现有产业发展水平，改进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打造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先进制造业是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激发出蕴含其中的经济价值，源源不断地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传统制造业中，钢铁、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基础产业，经常面临着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引进利用高效、绿色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改造升级传统制造流程。以新材料、新技术等为主的先进制造业，恰恰可以提供绿色、生态、环保的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为制造业整体的节能、降耗、减碳提供重要支撑，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对我国而言，在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之后，需要进一步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制造业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尽快缓解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持续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须多措并举，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

　　一是以硬科技创新为引领，进一步提升先进制造业占比。目前，我国先进制造业占比、硬科技的总体发展水平距离世界制造强国尚有一定差距，亟需用硬科技的创新来驱动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同时通过壮大先进制造业为硬科技的再创新注入强劲动力。要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围绕硬科技的发展需求，组织政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科学甄选、布局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前瞻性技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路径。

　　二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增强产业链韧性。要在细分领域引导中小企业精耕细作，提高创新能力，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和精湛制造工艺、可为领军企业提供高品质配套产品和服务的小巨人企业。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支持，鼓励风险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创投引导基金的投入。同时，还要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是加大专业化人才培养，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支撑。先进制造业竞争的实质是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比拼。要加强科学、技术、工程等的中小学课程设置，在高等院校开设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涉及前沿技术与“卡脖子”产业的专业和课程，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与先进制造业技能人才需求的精准对接。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加强人才投入，优化人才政策，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构建完备的人才梯次结构，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人才团队。

　　四是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要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创新中心、创新平台、公共服务等载体的建设，加快集群内部知识扩散和技术外溢，提高产学研用合作水平，形成高效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要支持集群产业链上各企业建立知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技术联盟，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的协同创新机制。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紧密协作与协同发展。要加强产业集群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推广应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新模式，大力发展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