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疫后“回滞”

消费的疫后“回滞”招商银行一事通 剔除基数的影响之后，2021年消费增长疲弱的现象依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如果就近就业逐渐成为常态、抗疫重塑了居民的消费习惯，那么，居民消费的中长期潜在增速也可能出现下降。 2020年12月，社会

剔除基数的影响之后，2021年消费增长疲弱的现象依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如果就近就业逐渐成为常态、抗疫重塑了居民的消费习惯，那么，居民消费的中长期潜在增速也可能出现下降。

2020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结束了连续9个月上升的态势，下降0.4个百分点至4.6%。这表明，虽然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且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已经回落至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平均水平，但消费增长依然低迷。

那么，为什么疫后消费迟迟难以恢复？消费疲弱的现象在2021年是否会持续？

我们的分析显示，外出劳动力减少、就业结构变化、居民储蓄行为改变三大因素可能是影响疫后消费的主要因素，疫情冲击所导致的这些结构性变化，很可能将降低一段时期内的居民消费潜在增速。这种消费无法马上复原的状态，即为消费的疫后“回滞”。

从外出劳动力的角度来看，疫情降低了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意愿，使更多劳动力就近就业，进而带来其收入总量与消费水平的下降。中国有大量的异地就业人口，2019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总量为2.4亿，人户分离人口更高达2.8亿。然而，疫情爆发后，更多劳动力选择了就近就业。

一方面，2020年四个季度外出农民工人数同比降幅均在2.0%以上。虽然2020年下半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同比正增长，但并未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外出就业。另一方面，2020年5月至11月，东部移动电话用户数同比持续负增长，中部地区移动电话用户数持续正增长，而在此期间的7个月内，西部地区的移动电话用户数有5个月是正增长的。这也表明，作为重要劳动力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可能在上升，而作为劳动力输入地的东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可能有所减少。

劳动力外出的减少引起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考虑到劳动力输出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常低于劳动力输入地，就近就业可能导致劳动力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均出现下降。2019年，浙江和广东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均在9.5万元以上，但是湖南和四川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都在8.5万元以下。此外，就近就业还减少了劳动力租房和外出就餐等方面的支出。

第二，流动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输出地的消费总量恢复更快，而劳动力输入地的消费总量恢复更慢。由于省级月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不完整，这里仅选取广东和浙江为劳动力输入地的代表，湖南和四川为劳动力输出地的代表。数据显示，2020年9月，广东和浙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分别为0.0%和-1.3%，而同期湖南和四川的社零同比均实现了正增长，分别为2.4%和1.6%。

第三，劳动力输入地的常住人口中外来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导致消费数据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限额以上消费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但限额以下消费迟迟难以恢复。2020年第四季度，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增速平均为7.3%，但限额以下消费的同比增速平均为0.5%。

另一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外来劳动力减少或使劳动力输入地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更快。考虑到分省的居民收支数据不完整，这里以浙江和上海为劳动力输入地的代表，以湖南和江西为劳动力输出地的代表。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浙江和上海的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较过去三年均值下降了6.0个百分点以上，但江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较过去三年均值低2.2个百分点，湖南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甚至较过去三年均值还提高了0.1个百分点。

从就业结构的角度来看，疫情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情况出现分化，因此，虽然2020年第四季度GDP增速已经超过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和消费增速依然受到抑制。

第三产业是吸收就业的主力，2019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47.4%，显著高于第二产业的27.5%。然而，疫情对服务业的影响远高于制造业。2020年3月以来，制造业从业人员PMI显著高于服务业从业人员PMI。以上海为例，2019年第四季度，上海第三产业岗位需求比重达到93.8%，但2020年第三季度这一比重仅为83.1%。

虽然第二产业的就业形势较好，部分制造业企业甚至出现了“用工荒”，但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难以完全对冲服务业就业放缓的影响。这可能抑制了服务业工资的增长。数据显示，主要由服务业劳动力成本构成的家庭服务价格和衣着加工价格同比均处于2008年以来的低位。

因此，虽然2020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超过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但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同比仅增长5.8%，较2019年第四季度低3个百分点。

从储蓄行为的角度来看，疫情的冲击可能提高居民的储蓄意愿。疫情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第一，疫情的冲击使居民意识到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进而开始积累预防性储蓄；第二，居民可能通过储蓄来弥补疫情期间财富的损失。央行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疫情爆发后城镇储户中选择更多储蓄的比例从45%左右提高到了50%以上。直到2020年第四季度，选择更多储蓄的比例依然高达51.4%。

展望未来，由于国内依然时有疫情零星爆发，并影响到了跨地区人员流动，2021年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意愿可能依然较低。与此同时，在新冠疫苗全面推广、中国居民实现“群体免疫”之前，服务业就业或难以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虽然低基数将使2021年消费同比增速较高，但剔除基数的影响之后，消费增长疲弱的现象依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如果就近就业逐渐成为常态、抗疫重塑了居民的消费习惯，那么，居民消费的中长期潜在增速也可能出现下降。由于这种疫情冲击下的消费“回滞”，继续以消费是否恢复到疫情之前来作为经济是否完全恢复的表征，可能就不合适了。

（作者为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获得2020年“远见杯”中国经济季度预测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