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牛人操刀货币改革

跨界牛人操刀货币改革维财金 王幸平/文 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专业知识、工作技能、社会阅历大都集中于某一特定的专业领域，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则认知较少，其他专业的知识较为贫乏。正所谓隔

王幸平/文

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专业知识、工作技能、社会阅历大都集中于某一特定的专业领域，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则认知较少，其他专业的知识较为贫乏。正所谓隔行如隔山。

但是，专业技能的分工，专业知识的固化，并不等于要求人们终身从事某一特定的专业工作领域而不能越界半步，历史上有许多青史留名的大事件，是跨界人士操刀主导的，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集社会科学之大成。

历史上，美国财政部长大多有财政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多出自于华尔街的金融家。但美国历史上就有两位著名的财政部长，他们在上任前连一天的金融工作都没有干过，然而，他们在任上却完成了美国历史乃至国际金融史上重大的里程碑式的货币改革。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回忆录《坚定不移》，就记载了这样的往事。

农业专家摩根索

美元是当今世界上流通最广、使用最多的货币，美元的崛起与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和时任的美国财政部长相关。

如今美国财政部的网站是这样评价第52任部长的：摩根索作为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席作出了他最重要的贡献。这次会议是战后国际金融的基石。大会的重要成果是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并将所有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

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1891年5月出生于纽约州，21岁的时候在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系毕业，他对种植苹果的研究以及经营农业很感兴趣。他的农场离罗斯福在纽约北部的海德农场附近，因此他与罗斯福经常聚在一起，成为了好朋友。

1933年3月，罗斯福出任总统。1934年1月，摩根索被任命名为美国财政部长。起初，摩根索对总统贸然的提议目瞪口呆，毕竟自己在财政方面的经历与知识严重匮乏，颇感为难。

但43岁的摩根索在上任初期就展示了他敏锐的经济头脑和高超的理财技能，他为罗斯福政府筹划了490亿美元债券，并开创了由美联储购买美国财政部国债发行货币的先例，缓解了美国捉襟见肘的财政支出，为美国在二战风云突变的国际环境中繁荣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摩根索在国际金融史最伟大的贡献还是一手创立了战后国际金融货币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那次布雷顿森林会议中，他决定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份排名在美、英、苏之后的第四位。

海军强人康纳利

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体系，但在20世纪60年代暴露出了弊端。

美国第61任财政部长约翰·包登·康纳利（John Bowden Connally Jr.）曾在海军服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先后转战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获得了象征海军荣誉的铜芯勋章。 他在1946年以少校军衔退伍，凭借其曾经在枪林弹雨厮杀的从军经历和著名大学法律毕业生的专业水平投身政界，在1961年，被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征招入阁，任职海军部部长。

197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当选，为表现其亲和力，出人意料地任命了民主党人约翰·康纳利为财政部长。任命的消息传到财政部后，令众多的财政部官员啧啧称奇、顿感失落，叹之“外行领导内行”！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位新来的部长，这实在是一个从未在财经界任职的“异域入侵者”。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沃尔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康纳利没有带任何人来财政部任职，他相信老员工。

战后定下的美元双挂钩政策，伴随多年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导致的黄金外流，困扰了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肯尼迪、尼克松这四届政府，康纳利无法忍耐这样一个温水煮青蛙过程持续下去。1971年5月28日，在德国慕尼黑一个银行家的午餐会上，康纳利敏锐地指出当前的货币体系存在明显而且紧迫的危险，这些事情关系到美国真正的长远利益。

1971年8月14日，康纳利在戴维营与尼克松总统密谋一整夜后，次日，尼克松总统发表可谓石破天惊的电视讲话，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美国和西方盟友多年来殚心竭虑地维护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顷刻间说没就没了。

停兑的消息传出，立刻使国际金融市场停摆3天，在法兰克福的一次各国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聚会上，面对各国政府部长捶胸顿足懊恼不已，面对各大传媒的辛辣嘲讽与铺天盖地的讨伐，作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康纳利顷刻成了众矢之的，情急之下大声吼道：“美元是我们的货币，那是你们的问题”。

这可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这个美元双挂钩的政策是当年农业专家摩根索小心翼翼地挂上去的，现在轮到军事强人康纳利快刀斩乱麻的脱钩，也是历史的必然。

决策者该如何担当

摩根索和康纳利并不是有深厚金融理论与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官僚，但他们是实干家。

金融业的领导者是否需要金融财政方面的知识，这既是一个问题又不是问题，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制定的法律条文规定，在金融机构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一类职位要有若干年的金融、财政从业经验。应该说，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有过亲身体验与实践，干起工作来，或许能够得心应手放纵自如，但从未接触过这门专业的人是否也就找不着北了？ 例如跨界奇人、越战时期美国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退役后又代表美国财政部出任世界银行行长14年，他曾在1980年到访中国会见邓小平，并且操持了世界银行对中国发放的第一笔贷款。

经年累月在金融机构里营营碌碌的从业者，常常为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所束缚，他们或追求“安全、流动、盈利”这三大目标去摆弄货币资产，或在借贷记账法的会计核算上追求那精确到万分之一的无差错的成就感。他们遵循墨守成规，稳健经营，小心撑得万年船的行业训诫，信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处世哲学。可是一旦把他们推上宏观决策的大舞台，在是非曲直的拷问下，他们是否能够跳出世俗的小圈子，站的更高看得更远；是否能够担当重任，算得清那本更加宏大与壮观历史大账？

从历史上看，国际金融秩序的设计与维护，新规则的启用与变革，需要的是因应形势的发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审时度势的操盘把舵。早在2010年，中国央行调研司就写报告，指出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时机已到。但是10多年过去了，资本项目开放依旧止步不前、议而不决。如今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央定调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改革又到了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口。近期国家外汇局的陆磊教授透露出“正在深入研究未来五年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环节”，立马引来了其他一些教授的横加指责，他们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与时机貌似都能够自圆其说，都各有其理，这些自恃掌握了经济学精髓的业内人士总是在喜欢学术圈子里争论，喋喋不休纠缠不清。但是他们都忘记了重要的一点，市场经济运行有许多不确定性，完美设想与实际情况总有一段距离，错过了当机立断的时机，就要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诚然，诸多专业大家对金融改革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与思想也属正常，但假如决策者们不敢当、不作为，改革之船也就有搁浅停顿的风险。

勒庞在其成名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道：真正的历史巨变不是以其宏大和暴力让我们吃惊，文明的更新只是因为某些重要的东西变了，那些旧的思想观念、或人们相信恒古不变的东西变了。同样，过去美国人围绕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是是非非展开的货币变革论证——也在1960年耶鲁大学特里芬教授那个著名的“特里芬难题”抛出后而喋喋不休地争论中过去了11年，美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国家黄金储备由（1960年）187亿美元下降到（1971年）102亿美元的机会成本。实践证明，要把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金融规则来一个天翻地覆、石破天惊的推倒重来，没有一个如康纳利般的搅局者断不可为。

论及中国资本项目的管控，压力山大、关山重重。当经济发展迅猛、人民币升值趋势显著时放开，则有资本流入之忧；当经济发展趋缓、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时放开，则有资本流出之忧。是谓经济好时忧、差时忧，然则何时乐哉？或曰本币升值时不宜、贬值时也不宜，那么何时适宜？

今天中国金融的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又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