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行业在创造价值时 与传统产业的差异

　　当下在思考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回到“公平与效率”，或“政府与市场”该侧重哪一方这类问题，而是要看基于互联网影响下的现代经济的特征。就像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纸媒的影响，如今，新型产业不仅改变了传统投入与产出的线性关系，也改变了情感因素对商业的能动性，同时将技术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科技对传统的颠覆远不止这些。

　　去年一年，虽然生活O2O领域还是没有清晰的脉络，但美团、大众点评、饿了么等平台仍旧将餐饮行业的拉锯战维持进行时。由此可知，现代经济改变了诸如外卖这些行业的整个商业运维体系,包括运营方式、成本核算和营销策略等。也正因技术对传统经营理念的翻新，使得现代商业不再依靠线性的产出比，即产出与时间、土地及资源的多寡并不一定成正比。

　　过去因生意，简单的零售而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现在由于竞争能力减弱而沦为新型产业公司的工薪阶级，无形中使低收入与高收入中间的群体逐渐被稀释。同时，因互联网而成长起来的科技类公司，资本市场对其未来价值的预估远远超出过去实体经济的经营价值。

　　在互联网影响远没有今天这般举足轻重的过去30年，制造业在中国的商业贸易中扮演着非比寻常的角色。前几年，人们对于制造业的种种希冀，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只剩一句由制造向智造转变。

　　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商业人士，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互联网还未开垦的土地。过去的2015年，尽管金融市场几经波折，仍旧有魅力吸引大量的资金进入。这种心理，就是新型产业独特的价值塑造形式。这种变化不仅新，而且快，快到资本家来不及参考几年后关于新、旧的价值取舍。

　　社会快速地进步，消费需求快速地涌现，公司形式也就快速地应变。也就产生金融界，里的高市值，和与对科技不敏感产业间难以想象的差距。例如，依靠农业生产的企业和无人驾驶汽车研发公司对未来本行业价值的预判。

　　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使本身就具有优势，或在某一领域已经成为标志的品牌和人更具竞争力，这也就给市场的新晋竞争者带来区别于行业翘楚的天然差距，变相加剧了差异化。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提出，金融交易的本质是其价值创造不完全取决于劳动时间，也不完全取决于成本的投入，而是取决于金融从业者的人力资本，包括他们所受的教育、积累的经验、组织能力、个人情商、个人诚信和人脉关系网络等。

　　现代经济中，你可以缺乏时间、土地、金钱和权力中的任何几个因素，但一定不要低估智商和科技。当我们将类似虚拟产品一样的物质投入市场，价值的产生将忽略边际成本，无论用户或购买者如何增加，平台后台的运维人员都无需投入更多的成本。

　　这是现代商业独有的增值方式，也就是为什么霍金会担心有一天机器人会对人类生活造成威胁。成本在逐渐降低的过程中，人能够亲身控制的范围在逐渐缩小，智能的便利性出发点在于我们情感上期望的便捷，同时，更多不可知因素也将超出我们的意料之外。

　　无论如何，得益于现代经济的种种特征，创业成功的概率翻了数倍。一个简单的创意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一场蝴蝶效应，想想Uber。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自信宣誓，将朝着一个极端公平的环境发展，经济的起落从此再无需依靠的辅佐而自由成长。但，科技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某种打破惯性的曙光。

　　有人提问，地表有什么，有人回答：有虫子。不要笑，在我们踏实踏着的这片地表下，不仅有虫子，还有地幔软流层，岩石圈等。我们似乎越来越清晰地觉察到，互联网在扩大科技的影响力的同时，对社会地表层的影响越来越弱，开始搅起深层次的地壳运动。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能动地影响经济基础”这些沿袭了许久的社会规则，增加了给予叛逆回绝的可能性。

　　在2016年已过去十二分之一之际，有行业内人士盘点了2015年各行业的收入水平。无疑，无处不渗透的互联网行业拔得头筹。虽然行业的顶端依旧蔓延着资源决定份额的垄断定律，只要你有创意或者能使创意变现的勇气，不妨在2016年，到互联网领域试试。这种新型经济，或许能重新定义效率与公平。

　　美国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保罗·格雷厄姆写于新年伊始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人们在提到贫富差距时总会掉入一种“馅饼谬论”，认为富人们变富，是因为他们从穷人那拿走了钱。

　　就像对一帮孩子来说，馅饼是固定的，一个人拿走更多，意味着另一个人就要为此牺牲。再比如某个领域顶尖的人才将大部分的资源掠夺，使得其他人只能去争取剩下的小部分。

　　但正如保罗所讲，真实生活中，新的财富可以被创造。尽管这种创造并不是无条件的。我们之所以能在新型经济社会创造高于传统社会无数倍的价值，因为科技使创意变现时，节约了中间成本。前提是，你有创新意识和足够的能动性。这也为我们的研究历史提供一种以前已有，但还需强调的思维。正统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通用法则，是否值得被社会，或被未来社会一直沿袭着。

　　扪心自问，我们对以统计学开始的一些社会经济活动是否有足够的批判意识，毕竟社会在经历了互联网运动后，已然换了新装。心理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说：一项原理是否可行的一个标志，是它所受反对的强烈与持久的程度。

　　笔者与陈志武教授不同的一点理解是，在现代社会，新型经济可以创造叠加和衍生的价值，而非一定与旧的制度或体系混战，打破“赢者通吃”有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可毕竟也有市场外的游离者以奇怪的性格闯了进来。

　　不管以此增加了我们心理多少的不快，社会向更前卫的方向推进都像北京的房价一样，刚需支撑涨幅。我们无法阻挡历史的脚步，唯有不断的碰撞与融合。就政府层面，要缩小因变革引起的社会分配进一步的拉大，首要的任务可能是提高社会底层学习和接受新知的手段和方法，将新时代的机遇做更广泛的分享。

　　为什么互联网加快了产品更新换代速率的同时，具有情怀的手工艺品反而变得更有价值。因为新型经济的兴起是社会较大层面的推进，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一种沿袭千年的“匠人精神”。他们慢，古老，褪了色，不具时尚玩味的特质，但文化底蕴厚重，这是时间的积淀，水滴石穿方能达成的历练。

　　从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开始进入世界级前三甲的那一刻，我们注定没办法从这场新与旧的洪流中脱身，但大众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商业模式易改变和创新，其中的指导思想却没有跟上价值上升的速度，因此在社会发展越快的时候，商业模式出现弊端和消极影响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广。

　　在新兴经济不断创造有异于传统行业价值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社会学家，商界人士，及政客能将一种传统行业沿袭的厚重指导思想传承，重新赋予商业该有的灵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