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中国古代长期领先世界的工商业经济和长期独步天下的商业文化相映生辉，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为培育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支撑。2022年春节前夕，习总在山西平遥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晋商文化是源远流长、积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弘扬包括晋商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题。

　　我们的祖先并非惟擅农耕、拙于工商。中华民族不仅创造过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农业文明，而且创造过发达的工商业文明，进行过繁荣的国际贸易，其代表就是从中国出发、连接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工商业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自成一脉的商业文化。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河水系的一脉支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良田沃土孕育滋养的瑰丽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特质，塑造着商业文化的价值取向、事业追求、职业态度、行为规范、得失标准。商业文化以工商业者为传承主体，以行规业俗为载体，以金谷细务为对象，以国计民生为旨归，特别强调足履实地，格外注重行动实效，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舞台、经世致用之笃行原野。

　　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换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专业化商业起源于夏朝后期。较早从事职业性商贸活动的是居住在今河南东部的商族部落，后世的商业、商人、商品等概念均与商族部落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民营工商业空前繁荣，管仲、鲍叔牙、子贡、范蠡（陶朱公）、白圭、吕不韦等一大批士大夫出入商海，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思想水平和影响。他们不仅在商界长袖善舞，也注重从理论上探究商业本质和规律。范蠡赖以致富的《计然之策》、白圭提出的为商四德“智勇仁强”等，都以商人自己的话语展现工商业者的理论探索成果，标志着已经形成研究工商业经济以“富国”、“富家”的专门学问。孔子称这种专业知识和能力为“货殖”。《史记·货殖列传》集先秦与秦汉商业文化之大成，在世界商业文化史上的地位长期无出其右。秦汉以降，虽然历代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实质并非摒弃工商业，而主要是把利润丰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品如盐、铁、铜、酒、茶、醋、香药、矾等纳入官府专卖制度，服务于国家财政。事实上无论是私人著述，抑或历代正史《食货志》载录的官方政策，都主张工商业是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之相伴生发展的商业文化也薪火相传，绵延至今。

　　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经济成就，与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同频共振，相互激荡，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邦济世、富国裕民、利以和义、守信践诺等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坚定文化自信理应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积淀丰厚、绚丽多姿。其中战国时期白圭提出的为商四德“智勇仁强”，总括了中国商业文化史上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理念，与儒家推崇的君子三达德“智仁勇”、兵家倡导的为将五德“智信仁勇严”等有共通耦合之处，以中国式话语体系构建了中国商业文化的主体框架，是工商业者传承数千载的群体性共识。

　　“智足与权变”的求是创新精神。进行商业活动，既要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有深刻正确的判断，掌握经商的基本规律，还要能够根据时势变化采取适当对策，主动应变、积极创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总结的“诚一”之道，揭示了洞悉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基本方法。所谓“诚一”就是聚焦和精进，只有聚焦主业、全力以赴、专心致志、持恒精进，才能对事物本质和规律认识透彻、达到超越群侪的高度。正是本着“诚一”之道，我国古代商人经过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阐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这就是《计然之策》和白圭根据周期性变化判断年景丰歉和粮价涨跌，并通过认识供求关系变化预判价格波动。识变为应变，求新以创新。中国商业史上的创新案例层出不穷，例如信用制度从汉代以来不断发展创新，北宋前期四川成都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这种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

　　“勇足以决断”的稳健进取态度。勇敢无畏、决策果断、积极进取是抓住商机发展事业的必备品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的“勇”绝非不计后果的单纯胆大，“决断”更非不惜代价的一味蛮干。勇敢是有前提的，决断是有依据的，勇而有谋、断而有据才是真正勇者。这方面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积累了三个有效方法。一是有备而战。如《计然之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就是大旱之年要备好船只，大涝之年要备好车辆。二是审时度势。如汉景帝时爆发吴楚七国之乱，金融借贷业者无人敢借钱支持朝廷，唯独无盐氏对局势有清醒判断，勇贷千金，一年获利十倍。三是利用波动。如白圭的经营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逆向思维，反向操作。

　　“仁能以取予”的和谐共赢追求。取予以仁对内的表现是不以雇主为本位，而是崇尚雇主与员工的合作与和谐。白圭能“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就是对内和谐的实践表率。正是基于休戚与共的企业组织理念，晋商很多合约强调企业乃“东、伙养生之资”，从而设计出了“银股”、“身股”等合伙协作、利润分红时权利相等的制度安排。取予以仁对外的表现是强调企业必须对交易者、弱势群体、国家民族承担社会责任。坚持伦理道德、体现人文关怀、批判见利忘义、鄙夷不义之财，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贯穿始终的高扬旗帜。从弦高退秦师、卜式捐家财，到近代工商巨擘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等“实业报国”、“实业救国”，商人们不计个人得失、报效国家、毁家纾难的感人壮举史不绝书。

　　“强能有所守”的自律诚信原则。“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征服别人只是有力量，战胜自己才是真强者。但如何“自胜”呢？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提供的方案是“能有所守”，就是坚持信念、严守纪律、服从原则。落实到商业活动中，就是律己、制贪、守信。律己，即强化自我管理。白圭是这方面的典范，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制贪，即自觉节制对利润的贪欲。刻意贪多，反而可能少赚；主动让利，或许获益更广。守信，即对承诺的信守和对诚信经营理念的坚守。《管子·乘马》云：“非诚贾不得食于贾”。不讲诚信者根本就没有资格从事工商业。信守承诺、讲究诚信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也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水融。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这些打着深深民族烙印的理念和原则，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对商人职业和商业特点的深刻理解和思辨高度，既随着世事变迁与时俱进，又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迄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2020年7月，习总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视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培育要求。任何国家的企业家精神都是自身特定社会形态、文化传统、经济条件、时代风尚的综合产物，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为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提供了直接的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五个方面，都能从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求是创新、守信践诺、博施济众、周流天下等理念中找到根和魂。只有大力挖掘传统商业文化的丰富内涵，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为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培基固本，使之生机盎然、神气完备。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诚一”之道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规律性启迪。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进程中，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重要举措。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致力于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贯穿创新灵魂，掌握独门绝技。“诚一”这个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有效的规律性经验，迄今仍是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值得特别重视。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仁能以取予”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优良传统和实践榜样。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收入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政府固然责无旁贷，企业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亦发挥重要作用。在初次分配环节，企业家应摒弃资本主义制度的股东主权论，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精神，充分肯定人力资本和劳动者尤其是高级劳动、复杂劳动的价值地位，使之在人格上受尊重、贡献上得认可、报酬上有体现。在第三次分配环节，企业家更是生力军。正如习总指出的：“广大民营企业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习总的殷切期望是有历史根据的，我国这方面的优良传统也正由新时代企业家们发扬光大。

　　当今世界迫切需要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互利共赢为主旨的新商业文明，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取予以仁的思想、博施济众的精神，与守望相助、四海一家的胸怀相得益彰，必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和中国企业成长壮大产生日益广泛的世界影响，为人类商业文明的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光添彩。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