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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社交媒体对热点新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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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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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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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源无处不在，随着社交媒体覆盖率的增长，以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为代表的“两微一端”成为中国社交媒体领域的三大巨头。当事件发生后，网民多利用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瞬间引爆场，形成复杂多变的环境。因此，研究社交媒体对热点新闻的影响及其相应对策是很有必要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随着中国社交媒体覆盖率的迅速增长，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逐渐成为中国社交媒体领域的三大巨头，且已成为中国网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渠道。当事件发生后，因为热点新闻本身就有聚众性的特点，再加之社交媒体极大的渗透性和动员性，就会使格局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因此，在网络时代的大环境下，研究社交媒体对热点新闻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0亿，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5小时[1]。而全球调研巨头Kantar Group连续三年发布的《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也指出，最新研究显示超过一半（51%）的中国城市居民已经成为了社交媒体用户，较去年大幅上升了17个百分点[2]。并且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互联网，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逐渐成为中国社交媒体领域的三大巨头，而其中“双微”已稳坐霸主地位。央视市场研究公司（CTR）媒介与消费行为总经理李晏指出，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人们对不同媒体的信任度也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用户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下降了，这一现象在90后社交媒体用户中尤其明显，而以微信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得到年轻的社交媒体用户的信任[3]。“两微一端”成为中国网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渠道，逐渐成为热点新闻曝光、发酵和消解的主要信息源，从而对的议程设置的主导作用也日益凸显。

　　当事件发生后，因为热点新闻本身就有聚众性的特点，再加之社交媒体在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上远远领先于传统媒体，许多在事发现场的网民利用微信与微博将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以文字、照片和微视频的方式第一时间呈献给广大受众，瞬时引爆社交媒体，引起受众的巨大关注，并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不断地跟进与更新事态的最新情况，从而进一步成为热点新闻的聚散中心。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交媒体日益成为热点新闻事件曝光的主要平台和主战场。2014年3月1日晚9时许发生的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以下简称“昆明3.1暴恐案”），最初是由多名网友通过微博曝出消息。截止到3月2日早10时，根据中青舆情监测室的统计数据显示，事件发生后的12小时内，相关舆情总数共105万9523篇，其中微博占90.9%，累计参与讨论人数已超过100万人，其热度排在当日舆情事件的第一位[4]。2015年8月12日晚12时左右，天津港发生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以下简称“天津8.12爆炸案”），最早也是由社交媒体第一时间曝出。从事故爆发截止到8月13日20时，根据中青舆情监测室的统计数据，相关舆情总数5730万5153条，其中微博5658万7458条，新闻68万9476条，微信1万8949条，论坛7394条，博客1876条[5]。从统计数据来看，其中“双微”的信息发布量约占到舆情总数的98.7%。再看2016年4月5日凌晨发生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最早是由优酷网的一则名为“20160403北京望京798和颐酒店女生遇袭”的网络视频曝光的，随后该用户通过个人微博分享了这则视频，并打上#和颐酒店女生遇袭#的微话题标签，从而引起大部分网民的关注，使事件继续通过不同的社交平台迅速扩散，使舆情持续发酵。截至4月6日下午16时，首发于优酷网的“20160403北京望京798和颐酒店女生遇袭”网络视频播放量达到520万，微博“和颐酒店女生遇袭”线]。

　　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畅通快捷的信息表达的渠道，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意见表达的平台。在上述三则事例当中，社交媒体尤其是“两微一端”在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上远远领先于传统媒体，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不再是传统媒体场的附属品，而是真正成为热点事件发生后的主阵地。

　　社交媒体在近些年的发展中体现出两大突出特点，第一是它的实时性，第二是它的交互性。实时性体现在对新闻事件的报道速度往往领先于传统媒体，而交互性体现在事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上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融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使热点事件一经曝光就能迅速扩散到受众面前，引发诸多网民的热议。事件发生后，拥有一手材料的网民在曝光事件时往往会加入自己对于事件的直观感受，其发布的信息会由极简洁的几句话或者几个词构成，这样不仅缩短了信息发布时所需时间，而且也方便受众的快速理解与接受。在社交媒体的交互性特点下，更多阅读到信息的受众会在接收到发布者信息后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会在转发时加入自己的评论，在自由表述的情况下就容易形成不同的观点，而被大多数人认同且支持的一个或几个观点就会形成热点事件的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认为：“不仅反映民众的意志，而且每时每刻也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与行动，表现为巨大的社会能量。其推动社会发展或把社会拉向的两种作用，形成的正能量和负能量，据此可把分为正向和负向[7]。”

　　“昆明3.1暴恐案”发生后，中青舆情监测室对2000条数据进行抽样分析，发现网民的观点主要有：40.8%希望死者安息，生者珍惜生命；39.1%的反对任何原因的恐怖主义，主张严厉打击恐怖势力，应该从根源减少的产生和发展；11.9%认为应该加强全国警力警戒，保障人民安全；5.3%揣测幕后的策划组织；1.2%质疑警方救援得不及时[4]。在此次事件社交媒体的场中，关于严惩暴徒、加强警戒以及质疑警方工作的正向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政府工作。而“除昆明火车站暴力事件外，其余多地也发生了暴力事件”的信息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虽然央视随后就在微博上发布了辟谣消息，但当时所造成的恐慌是无法逆转的。

　　然而，在《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也指出，认为社交媒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人在逐渐减少，从去年的65%下降到今年的61%。2016年的报告还指出认为社交媒体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的人从去年的18%下降到了14%[2]。要打破社交媒体对热点新闻的负面影响，要靠政府、媒体以及受众三方积极应对。

　　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理论指出，信息的传播渠道中是有“把关人”存在的，其将对信息可否进入传播渠道，或可否继续在传播渠道中流通而作出决断。

　　在网络时代，政府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就处于“把关人”的位置。2000年9月25日公布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5年9月25日起施行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4年8月26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和2015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制度，都在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和公共利益中，体现着把关人的作用。但政府实行把关人的作用强化互联网治理，并不意味着要一统，也并不代表着要用“捂”、“堵”、“删”的处理方式，必须在依法执行国家权力的同时也要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正确引导热点事件的走向。

　　在上述热点事件中，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都是社交媒体，其速度完胜传统媒体，热点事件经过大量转发和评论，在网络平台上早已形成相应的环境，而传统媒体的发声就略显苍白。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不乏一些个人或媒体利用社交平台散布谣言，不管是“昆明3.1暴恐案”中所谓的“下一个目标城市”，还是“天津8.12爆炸案”中的有害气体的快速扩散，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负向，给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发生新闻事件时，传统媒体不仅要在速度上赶超社交媒体，做到主动发声，更要在应对事件产生的后正确发声，保障信息的质量和深度，主动引导走势，履行好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避免出现新闻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而在传统媒体上并未得到重视的尴尬局面。同时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都应在发布新闻消息时遵守国家制定的媒体使用规范，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

　　20世纪中期西方传播界出现了“有限效果论”，该理论主要是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大众传播效果形成过程中有许多制约性因素，包括个人的、经济、文化、心理既有倾向，受传者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性接触机制，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人际影响等。虽然到了20世纪晚期，“有限效果论”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客观地看待“有限效果论”。在传播行为中，我们每个个体都会受到智力因素、认知水平等其他一些方面的制约。在信息洪流中，我们都会在辨别信息真伪时存在局限性，再加上网络时代不可避免地出现真假信息的情况，这就会导致受众在面对纷杂的信息时缺乏辨识力。

　　因此，面对如此巨大的信息海洋，信息接收者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相应的办法提高对信息的辨识度。首先，可以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信息的真伪性、有用性进行辨别，比如对消息是否存在合理性进行判断；其次，对消息的发布者权威性的甄别，可以利用免费的网络工具以及智能算法等强有力的工具手段；再次，对消息的内容进行核实，留意其中提供的材料或证据，对所包含的信息进行核实；最后，在面对一则新的消息时，受众要保持个人观点的客观性和思想的理性，不可轻信虚假信息，更不能散布谣言，对社会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