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投资观察 欧洲企业为中美脱钩做最坏准备——中国欧盟商会与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

　　中国欧盟商会与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于今年1月联合发布的报告《脱钩：全球化何去何从》指出，中美紧张局势可能导致难以预测、针锋相对的经济限制措施出台，在华欧盟企业担心因“对等”态势增加相关风险。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自中美贸易战以来，欧盟夹在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间处境尴尬。虽然欧盟官方的态度是拒绝选边站队，但是伴随中美摩擦日益升级，使欧洲企业面临在中美市场做出选择的窘境，并最终可能导致与中国业务的全面脱钩。

　　中美脱钩对欧洲企业有哪些影响？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该报告的主要内容（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报告全文），供关注中欧投资的读者参考。

　　1、欧盟和中国可能会在数据方面相互脱钩，双方将用不同的数据治理体系推动广泛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并为跨境数据传输设置障碍。

　　2、对半导体、相关的制造设备、软件甚至稀土等关键产品实施的、有针对性的销售和出口限制，已成为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公司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3、中国和欧盟的数据监管机制极大地限制了数据的跨司法管辖区传输，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合规风险。

　　2020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无数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多国经济受到影响，地缘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尽管新冠疫苗的上市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年的最后几周开始加速，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疏远，扰乱了正常的商业往来及交流活动。

　　就连中欧投资协定层面完成谈判的消息，也在欧洲引发了强烈的质疑，许多人对双方是否能达成更公平、更对等的中欧经济关系存在疑问。

　　与此同时，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也感受到了半导体等关键零部件供应中断带来的严重影响。疫情影响下的供求波动导致电子控制单元所需的某些半导体短缺，这些单元正是“行车电脑”的必要组成部分。结果，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关闭生产线，等待供应短缺问题得到解决，而这预计需要长达九个月的时间。

　　在一般人看来，上述事件的背景都是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当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开展了第一轮增加关税。然而，事实是这种脱钩趋势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一些做法。通过设立市场准入制度和其他壁垒，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一种具有高度战略性和约束性的方式管理其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在需要国外技术或竞争的行业（如高铁和金融领域）进行选择性挂钩，而在中国的龙头企业（通常为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保持与外部竞争的距离。

　　十五年来，中国还大力推行产业政策，尝试在关键技术上实现自力更生，并在高附加值产业中寻求主导地位。为保护新兴企业，中国建立了一个覆盖广泛的强大的支持体系，“中国制造2025”作为这一体系的明证，其目标是在十项战略技术上取代全球竞争对手。

　　正是中国通过对国家龙头企业的庞大援助机制和保护主义而推行的有条件的挂钩模式，以及中国在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规范和原则产生分歧时表现出的自信，致使当前全球经济体与中国之间发生“相互依存危机”。特朗普政府或许为此提供了导火索，但中国的一些做法注定埋下了隐患。

　　全球化时代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拜登政府可能不像特朗普政府那么具有破坏性，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的扰乱也可能有所减弱。但公众风向在对华问题上的巨大转变，以及共和党和党越来越多地就“中国是不同轨道上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点达成共识。

　　遗憾的是，中国应对此“相互依存危机”的方式似乎是加速实现自力更生，而且在华欧盟企业认为，中国的此番努力与以往不同，此次更加激进。正如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指出的那样，2021年中国的两项首要任务是：1)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2) 增强产业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因此，任何进一步的市场开放以及与中国更深入的“挂钩”，都将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这两个目标。

　　本研究分析以中国欧盟商会会员有关脱钩趋势的经历、预期和影响为依据。这些信息通过一项综合问卷、几项特定层面的问卷和大量深入访谈收集整理而来。基于这些交流，将会员关注的问题按紧急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

　　1.与脱钩相关的一些最明显的因素只引起了较小的担忧。层面的脱钩被认为是会影响各层面脱钩的危险催化剂，但除了关于问题的讨论对在华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之外，该层面是基本可控的。虽然金融脱钩的加剧可能会对某些企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受访企业普遍认为，直接对抗或切断中国与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之间联系的“核选项”不太可能出现。欧盟企业普遍具有足够的韧性，能够承受贸易脱钩带来的大部分影响且所受损害有限，而且跨国公司的适应能力相对强于中小企业。

　　2.很多会员发现，两个新兴的分歧和脱钩领域正迅速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标准和数据。在机械和化工等没有争议的领域，中国遵循的标准基本上与国际标准一致。但在那些被中国视为战略领域或其数字龙头企业占全球主导地位的领域，中国与国际标准上的分歧仍在继续。与此同时，欧盟和中国可能会在数据方面相互脱钩，双方将用不同的数据治理体系推动广泛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并为跨境数据传输设置障碍。

　　3.对于在中国有业务或仅有供应链的所有企业而言，某些关键物料的获取已经成为主要的担忧。虽然大多数关于“技术战争”的讨论仅限于半导体等关键物料，但这场冲突的影响实际上要广泛得多。为衡量脱钩风险，企业需要紧急审计自己的业务及其上下游企业的业务，以找出中美双方出于战略目的可能瞄准的关键瓶颈领域。数字脱钩也对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来自欧盟的电信和网络设备制造商越发感觉到自己被挤出了市场。最令人担忧的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企业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行业的企业无法在中国整合数字解决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基础和增值电信业务的市场准入壁垒。

　　由于全球供应链是多层次的，并且严重依赖于中美领先技术的组合优势，这就导致希望从这两个市场获得最佳整合效果的欧盟企业担心自己将选择以下两种策略之一：

　　1.双供应链：其中一个供应链和研发体系只服务于中国，另一个服务于全球其他地区。就中国的数字系统而言，这是指为本地建立一套完整的数字堆栈，或者与中方供应商合作或外包给中方供应商。

　　2.灵活架构：首先为两个体系开发和搭建在两个市场中均能以“中立”方式提供的任何基础架构，然后针对每个市场单独开发具有“替换”能力的部分。

　　• 在总部成立集团级特别工作组，与关键市场的指定部门一道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并共享信息，以制定减轻脱钩效应的全球战略。

　　• 评估不同国家政府出台的或即将出台的，可对企业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措施，并就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应对策略。

　　这不仅仅是为应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临时和不稳定的脱钩措施或中国战略管理下的相互依存格局而做出的被动微调，也是企业和政府的共同责任，让普罗大众也能从割据的全球化中获益。

　　• 商业化和地缘紧张局势导致外资企业越来越难以驾驭中国的商业环境，这也成为其他领域脱钩的催化剂。

　　• 目前在华欧盟企业受到的影响包括：母国国内对中国的负面、企业信心下降，以及业务被“化”导致的企业运营不确定性增加。

　　• 在华欧盟企业担心因“对等”态势导致的相关风险的增加，并且/外交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难以预测、针锋相对的经济约束措施出台。

　　• 为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中国通过为外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建立新的资本市场投资渠道和机会的方式，积极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 只要中国缺乏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资本账户，在人民币未实现国际化之前，中国对美元的依赖就仍然是其“阿喀琉斯之踵”。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可能会加快，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自由化。

　　• 任何对使用美元的广泛限制都相当于一个“核选项”，这将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像在俄罗斯和伊朗一样，只有紧张局势的大规模升级才有可能触发这种可能。

　　•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贸易战爆发之前，中国的供应链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低成本的生产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多数欧盟企业开始选择在本地扩张，并进一步境内完善他们的供应链。

　　• 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都具有破坏性且代价昂贵，但来自欧盟的跨国公司展示出了自己的韧性，以较小的代价完成了供应链的转移，以降低关税，并在疫情复苏期间维持了在华运营。

　　• 许多欧盟企业表示，希望在中国增加投资，同时希望将供应链转移到国内市场以避免进一步的影响。不过，由于不同行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不一，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热情程度也不尽相同。

　　• 对半导体、相关的制造设备、软件甚至稀土等关键产品实施的、有针对性的销售和出口限制，已成为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公司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 迄今为止，美国的出口管制要求对欧盟企业直接影响不大。但大多数公司都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与疫情相关的短缺已经表明，零部件断供或供应不足将有可能给企业造成多大损害，使公司对未来的可能面临的情况有所了解。

　　• 如果供应商/客户不再能够从国外采购零部件或设备，即使是风险很小甚至没有风险的企业也有可能受到冲击。中国新公布的出口管制措施也增加了风险，本地开发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可能会被禁止出口。

　　• 尽管中国作为研发目的地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但许多问题成为了在华欧盟公司研发活动的障碍，这既包括长期存在并因脱钩趋势而加剧的问题，也有近期因这种趋势而浮现的问题。

　　• 在欧洲，政府机构正打算重新考虑与中国在创新方面的合作，而欧盟也在研究如何规范内部市场的不公平行为的机制。

　　• 尽管近年来参与中国标准化组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欧盟企业，尤其是处于关键行业的企业，仍然面临着各种非正式的壁垒，使他们无法有效地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工作。

　　• 考虑到中国将标准化作为在国内外推动其工业和地缘议程的工具，这些准入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 因此，欧盟企业可能会面临竞争优势被削弱、市场份额被缩减的局面，而这些标准制定趋势也可能导致全球标准化体系的扭曲，甚至是分化。

　　• 中国和欧盟的数据监管机制极大地限制了数据的跨司法管辖区传输，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合规风险。

　　• 欧盟企业预计，基于隐私和理由的进一步限制措施将很快生效，部分原因是欧盟的新立法和司法决定以及中国的下一步措施。

　　• 因此，尽管数据作为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工具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要利用跨越欧盟和中国两个司法管辖范围的数据池的潜力也将是困难且冒险的。

　　• 中美之间在网络设备的脱钩趋势，以及美国“清网”计划对网络价值链中任何源自中国的链接的审查，都对欧盟企业及其在美国市场的产品产生了影响。

　　• 中国通过提出技术的“自主可控”要求，对外国电信和网络设备价值链设置的壁垒迅速扩大，也在将欧盟企业挤出市场或将其逼入细分市场。

　　• 综合来看，这些态势无意间迫使公司考虑对他们在中国和美国的网络业务进行防火墙保护，他们在中国的业务越来越依赖本地解决方案，而美国的业务则被剥离了来自中国的投入。

　　• 一直以来，外国企业在中国提供电信服务和数字解决方案都面临壁垒，目前变得更加严峻，尤其是关于第四次工业中心的数字技术，包括云和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服务。

　　• 为了向越来越多地来自信息与通信技术/电信以外的传统行业提供他们的数字解决方案，欧盟企业不得不与中国同行组建合资企业。

　　• 因此，欧盟企业经常需要与本地数字解决方案进行整合以服务本地客户，这可能导致提供的解决方案不够理想，缺乏全球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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