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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大咖共聚腾讯财经年会:激辩大时代的危机与转机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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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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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16日,2016腾讯财经年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主题为“大时代下的危机与转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IMF前副总裁朱民、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金公司前总裁兼CEO朱云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银监会前副蔡鄂生、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财新智库莫尼塔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李宁体育公司董事长李宁、博纳影业集团总裁兼创始人于冬、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柳传志、腾讯公司副总裁陈菊红等嘉宾出席本次年会。

  与会嘉宾针对供给侧、特朗普新政、金融监管、资本流动、产业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大时代背景下,探寻发展的确定性。

  2016年,是供给侧全面发力的开局之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开场中表示,尽管各方为供给侧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并没有太显著的成效,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工作不力,而是由于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

  吴敬琏表示,对于供给侧结构性的目标,各方是清楚的,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但是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各方出现了分歧。一种观点是利用主导的财政工作来实现,另外一种是通过实现,于是工作重点、采取的手段都有很大的区别。

  吴敬琏,目前需要考虑如何改进供给侧结构性工作的执行方法,使得工作更加凸显效率。“只有这个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所谓股市问题、房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他说道。

  此外,在谈到经济发展效率问题时,多位与会嘉宾均提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中金公司前总裁兼CEO朱云来,提出了对于经济效率问题的担忧。2015年,中国煤炭、钢铁、电力、运输与地产等五大行业企业总资产50万亿元,资产回报率却只有0.8%。

  目前中国已经步入新的深水区,朱云来认为,现在应该是开拓,也就是国内,国际开拓。“我们必须才能真正强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李扬认为,金融需要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但由于实体经济中没有好的机会,投资的风险在加大。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投资。

  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审视自己的问题,还需要放眼全球,其中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上任后会否采取极端政策,其将影响世界经济,亦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

  对于特朗普带来的挑战和机遇,IMF原副总裁朱民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展开了一段精彩的辩论。

  IMF原副总裁朱民认为特朗普会采取极端的政策,“因为这是由他的地位和他的性格决定的。”朱民认为,特朗普有可能认定中国是汇率国,以及加大和中国的贸易。

  他认为,美国不可能会把中国所有的进口产品加45%的税,“因为这对中国P带来很大影响,对美国也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对单个产品进行贸易,是很可能的”。

  朱民称,美国如今面临深刻的结构性的挑战。美国今天的失业率急剧下降,但是大部分的工作是在服务业或临时的短工,这个质量很差,收入水平很低,所以这是美国中产阶级不满意的很重要原因。那么怎么样有高质量的工作?朱民称中国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中国的企业可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中国可以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经济、金融合作的基础和前景常广阔的。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有不同的看法,余永定称,中国在制订对特朗普政策的时候,要把他个人的个性充分考虑进去。“朱民讲和中美之间的经济特性,打击中国就是打击美国自己,这里面有利益共同体的问题。但是特朗普这个人是不太管这些东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体制外的人,所以对待这样的人你不能服软,你给我硬的,我也要给你硬的。你给我,我不理你,我采取一种对抗的姿态,我觉得这样可以影响他的特性”。

  关于近期市场关注的汇率问题。哈继铭表示,人民币汇率贬值不是由于外贸逆差造成的,而是由于资本大量外流造成。“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整天琢磨要用什么技术手段实现汇率贬值,渐进贬,还是一次性到位,我觉得这是无济于事的。”

  哈继铭指出,中国的汇率问题简单用汇率政策来解决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根源不在汇率政策本身。那么,监管层如何解决资本外流的问题?是加强资本管制,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这个就要监管层的智慧。

  中国的金融监管需要怎样的变革?中国银监会原副蔡鄂生认为,现在的市场变化太大,要改变监管思维方式,用不同的方法,分别解决传统金融和新金融机构的问题。

  蔡鄂生认为,所谓不同的方法,首先要搞清楚传统金融机构和新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和问题产生的根源,都是不一致的。监管首先需要找到共性,再去制定个性的东西。“一上来就把个性的东西抓出来,那你解决不了。”

  他总结道,中国的金融监管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作为监管者,要改变思维方式;二是金融机构要树立非常强的金融服务意识;三是加强投资者教育。

  沈明高在会上表示,有关部门在进行互联网金融监管时应该注意,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我们现在的模式是准管,把一些好的企业挡在了门外,我的理解应该是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金融监管的,其中的目的之一,是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刘永好称,虽然国家提出了要支持农村产业化、支持实体经济,但是养猪户和养鸡户到银行贷款的成功率并不高。原因是:第一,没有三年盈利记录;第二,一般没有正规的会计事务所给这些养殖户估值;第三,“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家禽一般不能作为财产抵押。

  针对这些问题,新希望成立了金融公司,做普惠金融,帮助养猪户和养鸡户进行,事实上坏账率并不高;其次,新希望成立了保理公司农村互联网金融公司,帮助专业的农民获得资金贷款。 同时,新希望还创立了“新好养猪模式”,通过云计算、云存储和大数据等逐步解决猪周期的波动,解决老百姓养猪和食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在实业领域,文化产业和体育产业正处于风口浪尖,但李宁公司从创始人李宁与博纳影业集团的创始人于冬,都有不同的反思。

  李宁称,目前各资本竞逐体育产业,中国体育的投资与消费无疑成为资本风口。李宁承认,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城镇的家庭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会对娱乐和其他的消费有着更多需求。

  在他看来,现代体育产业的核心在于非生产性的服务。也就是通过服务或者是观赏获得了这种消费,他说,体育产业可以分为观赏型和体验型产业。观赏型体育可以带来的经济消费渠道,一般是门票和电视转播。如果是职业联赛,还会推动整个运动员的培养、培训以及衍生传媒等等。可至今中国仍不清楚应该怎么走、怎么做。至于体验性个体或单体项目,不太容易支撑巨大的投资。

  李宁直言不讳,如果某一产业投资非常热,但投后的回报量级并不够的话,其实就是伪概念。

  于冬在年会上表示,,2016年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一年,是“拐点之年”“反思之年”。于冬指出,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速达到了50%以上,各资本蜂拥而至。

  2016年的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电影突然出现了一个整体的滑坡,无论从票房、从观影人次,还是从整个票价体系,包括产品结构,都出现了一个拐点。

  于冬指出,在大时代的危机和转机的背景下,中国电影产业也面临着供给侧问题,包括专业人才培养、市场培育等。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闭幕中表示,这个大时代正面临三个不确定性:中国政经形势的不确定、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不确定。

  他认为,在中国政策的调整与经济情况的变化,它的不确定会对所有的企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而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已“越弄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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